过去的事 第6部分阅读

    　　会出来时已是晌午，正好碰见高家村的刘树江，他在一个月前来公社开了一个饭店。此时见到高明楼书记一行人，便连拉在拽，把他们让进饭店。大伙在桌前坐下来，刘树江招呼着，问都吃些什么。高明楼书记开着他的玩笑，说：“你这土匪，是想拦路抢劫还是想强抢民女，我们身上可有一个子儿都没有。”刘树江说：“强抢民女谈不上，你们这里只有一个女的，也老天巴地了。拦路抢劫倒是真的，我不打劫你们我打劫谁。你们这些败家子把集体都分了，富得流油，也该往我这儿淌点儿了。”说笑着，又有一伙人进来，原来是另一个大队来开会的，他们和这桌上的人心照不宣的打着招呼，在旁边一张桌上坐下来。

　　几天后，公社一行十几人，下到高家村来检查工作，受到了高家村一班人的热情接待，停在高明楼书记门前的两辆破吉普车，黄昏时才离开。从院中出来时，个个红光满面，脑门鼻尖泛着油光。他们和高家村领导班子全体成员一一握手，热烈称赞高家村的工作做得很好，做到了家。他们在村外的公路上碰到一个人，正在散步，有认识的人说，这就是在县上当记者的高加林，现在被撵回来了。

　　公社来检查工作的车进村时，高加林也看见了，在他心里引起某种痛苦的感觉。以前他也经常坐吉普车到下面采访，但现在车里坐的是别人，不是自己。他只能远远看着，感到自己与车上的人的距离。这一天高加林都过的心不在焉。道路上没有几个人，显得空旷，铺展着，好像从高加林的心上向远处延伸。灰色的暮霭在路的尽头降下，渺远而诱人。月亮早已在天空高挂，星星一颗两颗的出来。尔后又一下布满天空。已经离开村子很远了，前面的路看不见尽头，高加林茫然的走着，有几句诗从心头流出： 走出记忆 / 走进星辰 / 可却走不出故土的围困 / 那里才是我一无牵挂的去处啊 / 那里才能容留我这颗漂泊的心。 两颗清泪从高加林的眼中流出，月亮更加明亮了，闪光的白雾从地平线上升起来，高加林仿佛不是在走，而是在飘，如果他愿意，他完全可以飞起来。

　　三星买了拖拉机后，就离开了机械队，自己在省城和县城之间抛跑起了运输。这活儿比他想象的还要赚钱，现在能买起拖拉机的人并不多，像三星这样人缘好，能跟各相关单位部门扯上关系的就更不多了。三星属于这样一种人，你刚跟他接触时，会觉得这个人实在，厚道，心眼儿好，肯帮助人，有时甚至有点没脑子。所以，很快就会喜欢上他。时间长了，就看出这个人很有心计，在小事上从不计较，吃点亏也不说什么，总给对方留有余地和面子。但在大事上却从不含糊，总从比别人想得多，想得周全，基本上算是一个自私的好人。三星从不认为自己是个有心计的人，他做什么大多都不经过脑子，想这件事应该这么做，那件事应该那么做。而是觉得这件事这么做会好一些，那件事那样做会好一些，便去做了。只有在他非常想做一件事或非常不想做一件事时，他才动用自己的脑子，盘算一下。通常情况下，三星很少在人前感到自卑，软弱，拘谨，不自然，也很少有优越感。在他眼中，人都是一样的，都有它的喜怒和好恶，长处和短处，优点和缺点，都值得他与之认真交往。在这一点上，三星不自觉的超越了人的外在身份，直达了人性本身。

　　虽然开车很挣钱，但也很辛苦，早上三点就得起来烤车，烧开水，摇火。有时好长时间也启动不起来，又等着出车，便很着急。晚上回来的也很晚，后半夜到家是常事。最糟糕的是半路抛锚，小毛病鼓捣三两个小时修好了，大毛病就得等过往的车辆给拖到城里去修。几个月下来，修车添件的钱也花不少。三星算计着攒足了钱，一定得买辆新的。除了跑运输，三星还在家里开了一个卖店，经营一些日常用品。父亲经常不在家，卖店由母亲操持着，分家另过的大嫂巧秀有时也过来帮忙。卖店的货都是直接从省城进的，又便宜又新颖，不仅吸引了本村的村民，连临近几个村的人都吸引过来了。有一次高明楼去公社开会，碰到供销社主任，开玩笑说，你们家把供销社的生意都抢了。本来三星开卖店只想挣几个零花钱，并没指望能赚多少，但几个月下来，赚的钱比他跑运输还多。这使三星既欣慰，又感到悲哀。他辛辛苦苦，起早贪黑在路上跑，竟比不上把东西轻轻松松过一遍手赚得多。当然，家里开的卖点如此赚钱，还有一个三星不大清楚的原因，那就是，大队经常招待干部们吃喝时，所有从柜上拿的东西，有着外人永远无法知道的高额利润。

　　在三星日子蒸蒸日上的同时，家里的媒人也踢破了门槛，但三星相来相去，没有一个看上的。高明楼书记见儿子如此挑剔，得罪了不少人，心里有些担忧，就找了个空子，对儿子说：“三星你也不小了，有人给你提媒是好事，但你这样挑拣就变成坏事了，让人笑话不说，往后谁还敢跟咱家办事。说到底，咱也不是啥高贵人家，有啥资格谁都看不上眼。”高明楼虽然是个书记，但也毕竟是个父亲，心里着急儿子。已经有人在他面前打哈哈，说你家三星是不是想找个省长的女儿做老婆。他当下就给人家一个冷脸子。三星知道父亲是怕外人说闲话，倒不是怕自己找不到老婆，就实话实说了：“爸，我就是看上了大嫂家的巧玲，除了她，我谁也不要。她当教师还是我给她让的位子哪。”三星在后面加了一句，说明这件事的可能性。高明楼书记愣了一下，但马上就觉得儿子看上巧玲，其实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他早就应该想到。而之所以没有想到，是因为巧玲是儿媳妇的妹妹，哥俩儿娶姐俩儿虽不违法，但毕竟是件稀罕事。明楼想了想，当晚就把亲家找过来，边喝酒，边把这件事提了。刘立本当然满心愿意，但嘴上还是说要回去问问巧玲。他说的有一半实话，三个女儿中，只有巧玲读了书，现在又当了教师，说不定会心高气傲的给他说不同意。他在女儿身上都有些灰心了，你说好的他偏看不上，你看不中的，她偏跟的死心塌地。女儿一大，仿佛就是要和当父亲的作对。

　　刘立本回家和老婆嘀咕了半宿，第二天早上吃饭时，才和巧玲说了这件事。刘立本在心里有点怕这个最小的女儿，其实说怕也不准确，只是女儿是个读书人，现在又当了教师，让他这个不是一字的父亲有点自卑罢了。巧玲听了，也没明确表示不同意，说：“我们姐俩儿都嫁给一家人，别人会笑话的，好像高家的男人有多好似的，我们就得嫁到他家。”刘立本说：“能赚钱的男人就是好男人，三星又能抓钱，脾气又好，又稳当。一点也不想村里那些年轻人，整天吊儿郎当，不务正业，穿得花里胡哨的，没个人样儿。咱不看他爸当不当书记，咱就看三星这个人。”娘也在一旁帮腔：“我看三星这孩子是个仁义孩子，你嫁过去保准吃不着苦。你就听你爸的话，点个头，好给人家回个话。”巧玲淡淡地说：“这件事以后再说吧，反正我现在还小，找婆家还早哪。”刘立本说：“像三星这样的人家，上门的媒人多着哪，谁还能等你。说不定明天人家就相上如意的，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巧玲脸上有些不悦，说：“他爱等不等，就是到时候我想嫁人了，嫁不嫁他还不一定哪。”说完转身走了。把刘立本晾在了一边。

　　其实，要是早一些说这件事，巧玲说不定还会答应哪。高家村早就要增加一名教师，但一直拖到了现在。巧珍从妹妹那里知道了这个消息，就背着姐姐巧秀偷偷去找高明楼，央求他让加林补上这个名额。本来高加林的教师职位就是三星顶替下来的，高明楼一直觉得对不起加林，现在正好做个顺水人情，就答应了巧珍。前一段时间忙分田到户的事，一直没分出心来，现在有时间了，还不是一句话的事。他不求高加林感激他，只要不再恨他就满足了。最先知道消息的当然是在学校教书的巧玲，她听到后，很替加林高兴。起初，她也恨过加林，后来加林回来了，姐姐也结了婚，她也就不怎么生加林的气了。而当她听说那个城里的姑娘来看了加林，又长得如何有气质时，她对加林也就更加理解了。况且，她和加林一样，同是从学校回到农村的文化人，所以对加林的遭遇，除了理解之外还有几分同情。不过也就仅此而已。但当她听到加林又能当教师时，她却有些高兴得不正常。一放学就跑到加林家，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可让她惊异的是，加林并没显出多高兴的样子。听她说完，沉吟了一会儿，说这件事他还得考虑考虑。巧玲把这当成了一种矜持自尊的表示。

　　第二天，因为临近期末考试，给学生补课，放学时，已经很晚了。在半路，她碰见了等在路上的高加林。他们打过招呼后，边走边说着话，加林告诉她，他不打算当这个教师。巧玲惊得停住了脚步，望着他。加林的脚步也停下了，在原地来回走着，踩到了一枚小石子，把它踢到了路旁。并不看巧玲，说：“我不当这个教师原因很复杂，一时也说不清楚。总之你告诉学校一声，让他们另安排人吧。现在也快放寒假了，有充足的时间另找人。”巧玲忽然觉得，眼前的这个男人其实她并不了解，虽然他们住在同一个村子，又与二姐有过那么一段感情。她说：“你就因为一种说不清的原因，放弃了这个许多人都争着想要的机会。”不知为什么，她一下子就把自己摆到了关系很近的说服者的位置。高加林此时已停下在原地的走动，站在了她斜对面的位置 ，使她不得不偏转一下身子，才能正面对着他。加林的身后是一片覆着积雪的山坡，田垄起伏流动着。高加林想了一下，说：“其实原因说简单也简单，我要当了教师，家里分的地，我爸一个人侍弄不过来，我妈身体又不好。”停了一下，又接着说：“还有高明楼把我的教师弄下来了，现在又要把我弄上去，好像我的命运就操纵在他的手里，他可以随意摆弄似的。我要让他知道，我的命运操纵在自己的手里，而不是他高明楼手里。”高加林的语气有些愤激。他还有一个没说出的原因，这件事可能是巧珍一手促成，高明楼才没有那么好心帮他。要是这样他就更不应该当这个教师了，那时他的自尊心所不允许的。

　　他们已经站在道上有一会儿了，都感到有些冷，便往前走。巧玲小心地说：“我最近在报上，看到了你发表的一首诗，你是不是因为有了更高的目标，才不在乎这个教师的位置的。”高加林说：“文学只是我的一种精神寄托，与现实的选择没有多大关系。” 一个村人从对面走过来，惊异的看着他们，快到跟前时，低头走了过去。巧玲突然问：“听说那个城里的姑娘还和你保持着联系，是真的吗？”高加林尽力平淡地说：“我们只是通通信，她现在已经去了南京，有了很好的工作。”停了一下，加林诚恳地问：“巧玲，你不恨我吗？你应该很我的。我对不起你二姐，我是个忘恩负义的人。”巧玲想了想说：“我能理解你，但在感情上，接受不了你当初对我二姐的负心。但现在一切都过去了，我二姐结婚了，生活很幸福。” 巧玲斟酌着语气说。此时两个人已经走到了屯里，有人推开窑门，探头探脑的往外观看，俩个人都注意到了，便分开，各自回家了。

　　正因为有了这次谈话，巧玲才对三星的提亲表现得如此淡漠。她是一个比较实际的姑娘，在感情上也不讨厌三星，但她同时也是一个爱幻想的姑娘，高加林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她的幻想。那个年代毕竟是一个崇拜才气向往诗意的的年代，而功利主义才刚刚抬头。刘立本并不知道巧玲和高加林的这次会面，如果知道了，他就会对巧玲拒绝三星的提亲产生怀疑。虽然村里已经有人在背地里，对巧玲和高加林悄悄议论了。但没有人敢当面对他说，因为这件事人们毕竟只是猜测，并没有真凭实据，光凭大白天在一起说一次话，并不能说明什么，反而有嚼舌根的嫌疑。

　　三星在学校放寒假不久，便经常出现在村里。他从省城买回了一台八成新的录音机，整日在卖店里放，吸引了不少村里的年青人，连一些成年人也来看热闹。正是从三星这里，人们知道了李谷一，朱明瑛，邓丽君这样一些名字，感受到了一股清新的现代气息。除了三星自己，谁也不知道他放弃了每日几十元的收入，守在家里的正原因。巧玲可能猜到了一些，但她的心思全在高加林身上，所以也没多想。她每隔几天都要到加林家借书，开始时并不多呆，说上几句话，拿上书就走。后来话便多起来，呆的的时间也长了，两个人逐渐有了谈恋爱的感觉。但谁也没捅破那层窗户纸。他看出加林是喜欢她的，有时，她起身要告辞了，加林明显的表现出不愿意让她走的意思，她便重新坐下来。但加林却不肯再作进一步的表示了，这让巧玲很苦恼，也不知加林是怎么想的，他还有什么样的顾虑。

　　寒假很快就过去了，在开学的前一天，巧玲还不久前借的书。加林不在家，昨天接到二叔家来的电报，说家里出了点事，要加林去一趟。巧玲只好失落的放下书，出来了。经过去年生产队的场院时，看见一群二十来岁的年轻人正在场院上跳舞。旁边放着三星录音机，里面正播放着流行乐曲，一群孩子在一旁围观。三星没在跳舞的人里面。见巧玲走过来，有两个捣蛋鬼斜眼看着她，便扭摆着臀，做着滑稽的动作，随着录音机大声喊着：“爱你爱你就爱你。”巧玲感到一阵恶心，赶忙走开了。此时，她更感到了高加林的可贵，暗暗下定决心，等加林回来，一定向他表###迹。但她又隐隐的有几分担忧，要是加林还在犹豫，要是他还不愿意在农村结婚，要是他还爱着那个城里的姑娘，要是他还不能对二姐忘情，那她该怎么办哪？想到这里，巧玲不免有几分心灰意懒，再加上所爱的人此时正远在城市，空间上的距离，更让她感到了爱情的无望。

　　巧玲闷闷不乐的回到家，家里只有母亲一个人，刘立本十几天前去了内蒙。巧玲和加林谈对象的事，他很快就知道了，因为巧玲去高加林家借书还书，高加林送出来，两个人在村里走过，从不背人。他们的光明正大，使二能人刘立本束手无策，无计可施。村里已经出了几对这样光明正大的年青人。他们在人前坦然说笑，做出亲昵的动作，坦然地在村里进进出出，全然不理会人们的闲言碎语，他们像一股清新的风在人们心头吹过，使守旧的人们无可奈何的感到时代变了，他们已成了时代的落伍者。一些开明的村人，开始用赞赏的目光来看待这些叛逆者，善意的讽刺那些守旧的老脑筋。刘立本就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对女儿彻底失望。他觉得女儿的举动无异于飞蛾投火，但他对此又无能为力。对时代的失望和对女儿的失望，使刘立本把全部精力投在对金钱的追求上，他只有在手里握有更多坚硬挺实的票子时，才会感到一种踏实和安慰。正是怀着这样一种失望的心情，和对踏实感的攫取欲望，刘立本在春节过后，就踏上了去内蒙的火车。

　　这次，刘立本深入到了更远的地方，因为刚分田到户，对牲畜的需求量大增，刘立本从前到过的地方已有了辽宁，吉林，河北的贩子来过了。刘立本这次到的是真正的蒙古人聚居区，他先找到了主任的家，拿出介绍信，给主任扔了一条烟，主任很爽快地把他领到了村里一户养牛最多的人家。这家的主人五十来岁的样子，长得很精壮。主任用蒙语同他说了几句，他看了刘立本一眼，又用蒙语回了主任。主任用汉语招呼刘立本进屋，屋里搭的也是汉族人的土炕。刘立本知道很多蒙古人已经不再游牧，许多习俗都随了汉人。沏得很浓的茶水端上来，刘立本无心喝茶，只想看牛，但看到主任已脱鞋上了炕，便不好意思再着急。主任对外面的是很关心，刘立本也算到过一些地方，所以，对主任的好奇心尽力给与满足。屋里就他和主人两个人，男主人出去就再没回来，女主人除了进屋添茶水，一直在外面忙着。男主人拎着一只宰杀完的羊走进院，在一根木桩上扒着皮。主任看出刘立本有点魂不守舍，就说不急，吃碗羊肉再说，刘立本只好安下心来。

　　下酒菜只有一盆满满的羊肉，里面放了整只的辣椒，蒜瓣，膻味已经去除，又烂又香。主人热情地让酒，刘立本不敢贪杯，极力推辞。男主人把酒碗一蹲，显然生了气，说：“你是不是身上揣着钱，怕喝醉了酒，我们蒙古人抢你。”主任在一旁笑，也不说话。刘立本见人家说破了他的心思，只好心一横，端起了酒碗。一碗酒下去，他的头便晕起来。说着话，眼睛也潮润了。炽烈的酒液在身体内燃烧起来，融化了陌生人之间冷漠的坚冰，只剩下单纯的人性交流。已经不用主人再让，刘立本便自己拿起酒碗来喝。他泪流满面，但自己却浑然不觉，他向主人倾诉了自己家庭的苦恼，精神的失落和对世事的无可奈何，更倾诉了自己没有儿子的老来愁苦和身后凄凉。主任和主人也都兴奋起来，用筷子在酒碗上敲着，大声唱着刘立本不懂的蒙古歌。

　　汽车在公路上行驶，穿过城市和村庄，以及城市和村庄之间的距离。有时中途找不到住的地方，就把车停在道边儿，睡上几个小时，继续赶路。进了省界，眼前所及之处熟悉起来，黄色变成了常见的颜色。刘立本醒醒睡睡，再有半天的路程就可以到家了，他的心安定下来。又合上眼睛睡去了。睡梦中，刘立本梦见自己在一座悬崖上跌下，不停的翻滚，碰撞。他感到了全身的疼痛，睁开眼，发现汽车真地在翻滚，一时不清楚是梦境还是现实。汽车终于停下来，刘立本和司机被挤在一个很小的空间里。刘立本觉得自己已经死了，但他放不下他的牛，就睁开眼，活了过来。动一动身子还好使，只是没有一处不痛，他强忍着从破碎的车前窗爬出来，车窗已经变形，但钻出一个人绰绰有余。刘立本又费了很大的劲儿，才把还在昏迷中的司机弄出来。此时，刘立本才有机会看一看四周。他们正处在一道缓坡的坡底， 汽车侧翻在沟里。坡顶有几棵白杨树，还能看见有汽车在道路上行驶。此时司机已醒来，睁开眼，向四周看了看，坐起身，又试探的站起，上下打量了自己一遍，忽然大笑起来，大声喊着：“我没死，我没死，我没事儿。”刘立本从司机的喊声中清醒过来，他想起了自己的牛，站起身向坡上跑去。但一下子摔倒了，爬起来，又摔倒。他看见不远处一头掉了一只角的牛，正站在那儿向这边张望，鲜红的血糊住了半个牛头。更远处的坡上两三头牛在啃食地上的枯草，什么事儿也没发生一样。但紧接着他看见了那散落一坡的牛，死的死，伤的伤，惨不忍睹，不禁趴在地上大哭起来。

　　刘立本在医院住了半个月，他断了一条腿，回家时，还打着夹板。他这趟买卖算是赔了血本，把一腔怨恨全都发在女儿身上。巧玲给他倒水，他把水泼掉，招呼他吃饭，他不吭声，甚至连看一眼女儿都不能忍受。巧玲被父亲的仇恨折磨得不成样子，背地里哭得眼泡红肿，在内心更加思念加林。三星和大姐巧秀来看了好几次，大姐故意制造他们两个在一起的机会。稳重的三星话虽然不多，但却给人一种可以信赖的感觉。如果要选择丈夫，三星可能是最佳的人选，但她需要的是爱情。

　　高价林到了二叔家，才知道加平在外面和人打架杀了人，被公安局拘留了。 二叔受不了这打击，突然中风，不能说话，而几个儿子女儿都远在新疆。六神无主的二婶忽然想起了乡下的大伯哥一家， 便发了那封电报。加林先到医院看了二叔之后，又到拘留所看了加平。加平今年才二十岁，见了这个未见面的堂哥，便哭了。出事那天晚上，加平和女朋友在大街上闲逛，和一个在道旁的卖水果的年轻人吵起来。如果在平时，加平也就过去了，但今天有女朋友在跟前，觉得面子上下不来，就抄起摊子上的水果刀把人家给捅了。高加林安慰了加平几句，从拘留所出来，思索着这件事该怎么办。从被害人的角度来看，加平是个手段残忍，十恶不赦的杀人犯。但在他这个堂哥看来，加平只是一念之差铸成大错，本质上不是什么凶残暴虐之徒，他真心的希望加平能有重新做人的机会。他在二婶那里了解到，加平在扎了人之后，马上就后悔了，抱起那个卖水果的年青人就往医院跑，可惜已经晚了。“他本是一个很老实的孩子，没想到这次惹这么大的祸。”二婶的脸上挂满了痛苦的泪水。

　　以后的两天，除了看望在医院的二叔以外，加林又陪着二婶去找了几个人，都没有什么结果。第四天，在新疆的加玉加辉加强也都到了。他们都没见过加林，寒暄了几句，就一同去了医院。高玉智已能说上一两句话了，看来恢复得不错，只是惦念加平，大家又去看了在押的加平。加平看见众人又哭了，要大家一定要救他。可大家心里都清楚，这一家人刚到地方不久，根基未稳，又没有在公检法部门的亲戚。加玉几个人又工作在新疆，鞭长莫及。而高加林只是一个普通农民，如果他还在县上记者，或许还能作用，但现在说这些都没有用了。但他们又不能不抱着一丝希望，在母亲想到的一切可能帮助他们的人之间奔波周旋。但几天下来，都有一点灰心。现在一切的希望都寄托在医院里的老爷子身上了，如果能产生奇迹，让他在最短的时间内恢复健康，即使不完全恢复，只要让人看到有恢复的希望，那末， 各种关系就会自动运转起来。躺在医院里的劳动局长好像知道除了他，别人都无力扭转乾坤，身体迅速恢复，这让人又兴奋又惊奇。半个月后，地区专署劳动局长高玉智已能在地上走动，说话，打熟悉的手势，做熟悉的动作，乃至于发号施令了。高加林见这里再没有什么需要自己，就在加玉加强，加辉走后的第五天，也回到了高家村。两个月后，杀人犯高加平被判处无期徒刑。＇ 后经被害人不断上诉，改判死刑。不过这已是五年之后的事了 ＇ 这个案子在当时曾轰动一时，现在也还有人提起。

　　高加林回到村里，知道了刘立本去内蒙贩牛出了事，巧玲和三星订婚了。

　　这是单干后的第一个春天，公社换成了乡，大队换成了村，生产队换成了屯。性急的人已经开始着手干一些地里的活计。第一次为自己干活，感到又陌生，又激动，又有些不知所从，完了，又有几分落寂。

　　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一辆崭新的色彩鲜艳的拖拉机，停在刘立本家窑前，车头贴着斗大的红双喜字，两边衬着大红花，下面飘垂着彩带。一群看热闹的孩子围在跟前，美丽沉静，温柔娴雅的刘巧玲在一群年轻姑娘媳妇的簇拥下，从院里走出来，上了红彩车。送亲的人也跟着上了车，车轮启动，在村子里绕了一圈，停在高明楼家窑前。这里早集聚了很多人，鞭炮响起，烟岚飘去，大地呈现出勃勃生机，一只雪白的鸽子向遥远的天边飞去。

　　此时，县城里也正在举行一场更为隆重的婚礼，新郎张克南的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笑容展开，扩展着，覆盖了整个空间。而在省城一个繁华的十字街口，有几百人聚在一起，堵塞了交通。一个三十来岁的女人站在一把椅子上，手里举着一件血衣，声泪俱下的控诉地区劳动局长高玉智的儿子，残杀了他的弟弟，而法院贪赃枉法，做出了不公正的判决。自己求告无门，四处碰壁。围观的人发出阵阵唏嘘，几辆警车尖叫着，从远处驶来。

　　已经来南京半年多的黄亚萍，心情平静地从邮局出来，她又给加林寄去了几本最新译介过来的外国文学名著，一支高档的英雄牌钢笔，几大本稿纸。 今天天气很好，暖暖的风浮动着路旁几株高大的法国梧桐，一只红色的风筝从高耸的楼群后面升起，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操纵着，不断升向更高的天空。黄亚萍仰起她美丽的脸庞，幸福的微笑着，她觉得加林一定能看到这只红色的风筝。

　　已是春天了。

　　关于我的一个梦的记述

　　关于我的一个梦的记述

　　这是一个少女，两条狗，一个年轻人的故事。但它同时又确实是我的一个梦，它不是小说，不是那种以梦为伪装而编造出的小说，如果说它有一些故事情节，那么，这也只是因为这个梦本身的特点，而不能证明它就是被创作而成。

　　在一夜的凌晨，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善良多情的少女，一条比猫还小的狗。少女是如此可爱，她对我笑，牙齿又白又脆，在我面前闪着玉一样的光泽。她还很小，十七岁的身材纤细单薄，说话象个孩子，两只灵巧的小手张开在下巴的两边，很天真。我看不清她的脸。我离她很近，但已感觉到得不到她，一种熟悉的压抑和痛苦在心底产生，如鲠在喉，欲悲无泪，这种感觉我经历过，体验过。此时，我已微微感觉到这是一个梦。那只小狗同样可爱，我对它有着同少女一样的感情，它仿佛就在少女脚边，被少女宠着，爱着。我是多么愿意做少女脚边的那只小狗啊！梦中断了一下，出现了一条凶猛粗壮的狗，时刻守在少女的身边，不让男人接近。这是在一个一面是悬崖的山坡上，有一座矮到地面的茅草房，圈围着破烂的栅栏，栅栏有的立着，有的倒在地上。一条凶猛粗壮的狗用铁丝拴在栅栏上，守着茅草屋。有草从房檐上搭下来，像一缕额头垂下的发，窗子黑洞洞的张开。少女就在屋里，但我并没有看到她。写到这里，我发现那条猛犬的守在少女身边，不让男人接近，只是我的一种意念，它并没有攻击我，威吓我，是我自己在少女身边设置了障碍。我一直把男女之情想得过于复杂，把女人想得过于复杂，而实际上，女人要比我想得简单的多，傻得多，容易接近得多。

　　一个包括少女在内的三个人的家庭，他们住在一座有矮树丛的山上。我隐约感到少女的父母的存在，感到他们的忠厚老实，吃苦耐劳。他们住在山上，与世无争，清贫度日。脚下是山，头上是天，四周也是天，山凸进天空。低矮的球形树丛一会儿很古老，一会儿又很现实。少女和少女一家过着自己的生活，离我很近，又很遥远，可望而不可即。但我分明看到了他们在生活，仿佛隔着一层灰蓝色的玻璃，又好像他们生活在灰蓝色的烟雾里，低着头生活，我能看见他们，他们看不见我。我是他们生活之外的人，探进他们生活世界的一架镜头，一个对他们怀着感情的旁观者。

　　还有两个部族间的仇杀，一个被竹签钉入耳后而死的年轻人，一封书简，是少女全家送给年轻人的珍贵礼物。少女和年轻人各属两个不同的部族，但两个部族的仇杀并不能泯灭人性，两个部族善良的人同样能相亲相爱。但年轻人救了或出于人性而给了少女一家以帮助，却被少女部族的人用竹签钉入耳后杀死，待少女去信感谢时，却发现被自己部族杀死的竟是恩人。这段梦的实际情形同这里记述的大致相同，并没有事件发生的过程，而是事件直接进入了我的意识。所以，并没有一个较清晰的画面，记忆中只留下模糊和黑暗。而且，这模糊和黑暗就在眼前，同人闭上眼睛的情形一样。意识在短时间内游离了梦境，摆脱了它的控制。因而，使这段梦显得较为连贯，完整。

　　梦中的小狗很可爱，让它作揖它就作揖，让它再见它就再见。少女的声音还音犹在耳，充满魔力，让人神往。她向我炫耀小狗的可爱，神态生动，有着孩童般的无邪。

　　年轻人死时，被人抬着往山下走，我做为梦者，前面是躺在担架上被人抬着的年轻人，背后是少女的部落。山坡上长着黄绿色的青草，草色上覆着一层柔和的光泽。少女的书信就是在这时来到的。

　　梦中还出现了禅，我盘膝打坐在山顶上，双手合十，进入超脱状态，达到了一种境界，以悲悯的高高在上的目光，看着脚下制造这场恩怨仇杀悲剧的人们。

　　关于这个梦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过于严肃正规的梦，但正因为如此，它才不像梦。但事实上，它又确实是一个梦。一个有爱有恨，有生有死的梦，甚至还可以说是一个有意义的梦，一个上升的梦：从个人之爱（我的）——人性之爱（被部族杀死年轻人的）——再到众生之爱（我的禅悟），整个梦不断上升，而且，由于这种上升是无意间形成的，就更有内在的必然性和形而上的意义，的确如此。

　　那一年的冬天

　　那一年的冬天

　　生产队的院子是过于大了，散发着牛马粪好闻的气味。我站在一个屋的门口，胆怯而畏葸，觉得身上的衣服又沉又大，我竭力缩在里面。身边没有人，天气似乎很冷，没有阳光。父亲到另一个屋子去了，把我扔在这里。隔着宽大的院子，我从对面屋子敞开的门中，看到了父亲的背影，我很害怕，我的内心叫着：爸爸，爸爸。父亲像是听见了我的呼唤，转过身来，注意的看了我一眼，我不再那么害怕了。过了一会儿，父亲从对面屋里走出来，大步流星的走过院子，来到我跟前。温热的大手拍着我的脑袋，说：别害怕，爸在这儿哪。

　　碾坊处在院中的一角，里面一扇巨大的碾盘居中盘着，上面压着一爿高大的石磙。石磙的一端伸出一杆比我的小腿还粗的木辕，它不动时，好像永远也不能动，就那么静止着。被一头蒙上眼睛的驴子或一头瞎了眼睛的骡子拉动时，便发出粗重的响声，碾过摊在碾盘上的谷子或高粱，一圈圈的转下去，转个不停。我坐在碾坊的门槛上，看着父亲在驴子走过去时，迅速走到石碾跟前，用一把小苕帚，把压到石磙边外的谷子扫到里面，又抽身出来。驴子走在凹进去的磨道上，把上面的粪便踩扁，带走，磨道上便印满了带着粪便的蹄印。有时，驴子停下来，很像回事的撒出一泡热气腾腾的黄尿，在磨道上迸溅着，发出哗哗的响声，又流淌开来，碾房里便盈满了刺鼻的尿骚气。驴子撒完尿，并不用人吆喝，又继续向前走，单调复单调。我迷惑于大人永久的耐性，觉得他们是与自己不同的另一种人，自己长大后也不会像他们那样，对这样没意思的事不知不觉。

　　我常常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觉得在碾坊的一些情景离我是这样切近，好像就在不久前发生。碾坊外面不远处，有一个长条形的大坑，边沿上堆着很大一个粪堆。在碾坊和大坑之间是一块空地，稀落着牲畜的粪便。我在碾坊前长久的盘桓，消磨着寂寞的时光。我不记得父亲是什么时候碾完的米，那些很具体的事情都被我忘记了，我只记得那漫长的等待的光阴。

　　我的哥哥

　　我的哥哥

　　哥哥离家时二十岁，我还不到五岁，但许多事情都已经记得了。哥哥是因为一场婚姻的变故才背井离乡的。当时哥哥刚刚结婚，婚后就经常吵架，嫂子经常回娘家，有时吃完饭，丢下一句话就走了，别人还在饭桌上。每到这时，哥哥的脸色就非常难看，母亲在一边偷偷地叹着气。

　　哥哥开始到公社办理离婚了，起初家里人都反对，但见哥哥死心塌地的要离，也就不再阻拦。但婚离了半年也没离成，哥哥就离家去了北荒。他和嫂子办完手续已是一年多以后的事了。哥哥是在大年初三走的，走时很高兴的样子，他是去投奔北荒的二伯。二伯来信说，到了那里可以找到工作，在铁路上班。哥哥满怀信心地去了。可嫂子家里的人在哥哥走后，经常来家里吵闹，他们认定是父母怂恿哥哥离的婚，又把他打发走的。父亲和母亲在哥哥走后，苍老了许多，经常在夜里商量哥哥的事，长吁短叹，又毫无办法。

　　哥哥到了北荒，住在二伯家里，可并没找到工作。二伯的身体不好，又没有儿子，找工作不过是让哥哥去的诱饵。但走出了这一步，便再无反悔的可能。人其实都生活在情境之中，被情境所拘囿，身不由己。

　　哥哥走的这一年春天，我开始思念他，我把他在家里给我买的一只口哨，珍藏起来。想他时就拿出来看。那只口哨是塑料制成，一半红一半绿，吹起来很响亮。我保留了很长时间，但后来终于还是被我弄丢了。

　　哥哥又订婚了，还寄来了姑娘的照片。照片是那种一寸的黑白照，照片上的姑娘梳着两只小刷子一样的小辫子，稚气的笑着。家里人传看着照片，几个姐姐评论着，和前一个嫂子做着比较。此时，哥哥和前一个嫂子还没办完手续，母亲告诉大家不要把这件事往外说。后来哥哥回来办理了离婚手续，又重新组成了家庭。

　　再后来大姐也出嫁了，最小的姐姐也上了学，门旁墙上又多了一个小小的书包。以后我的书包也挂了上去。我仿佛在摘下书包和挂上书包间不知不觉地长大，又毕业回到了乡下。在我二十岁那年，哥哥写信要把家搬回来。母亲开始一次次的往村上跑，在几乎毫无希望的情况下，有了一些松动，终于同意接收哥哥了。

　　哥哥归来的那年春天，正值省电业局在这里架设超高压线，据点设在村部，工人散居在有空房的人家里。我的家里也住进了六七个人，他们下班回来，就在屋里和村里的姑娘们打闹，跳舞。有时跳着，灯便忽然灭了，便有女人的尖叫声传出。灯再次打开时，又会传出一阵轰笑。已经有村里的姑娘和电业局的年轻人谈恋爱了。她们常常结伴来家里找这些城里人，给他们洗衣服，拿家里的咸菜给他们，和他们说一些又蠢又可笑的话。

　　电业局在村里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村子潜伏着躁动和不安，走时又让人感到一种隐隐的失落，特别是那些年轻姑娘们。在电业局走后的很长时间里，一些冷嘲热讽，一些流言蜚语，一些幸灾乐祸在村里漫溢。在很多年后，还有人津津乐道村里某某姑娘的轶事绯闻。

　　哥哥就是在这个春天里携家回来了。一年后又在村里买了房子，开始了年复一年的生活。两个侄子也渐渐长大。毕业后，都去了城里打工，辗转了数个城市。数年后，同去的年轻人大都又回到村里，两个侄子却没有回来，他们已决计不再回到土地上。在相持几年之后，哥哥嫂子终于没能说服侄子们回来，在对将来老境的预期中，他们再也看不到什么希望，只好变卖了房子土地，搬到了两个侄子所在的城市，离开了故乡。这一次或许是永远的定居。

　　路遇

　　路遇

　　我在车站遇到那个双目失明的老人时，他正站在公共汽车下，央求“那个兄弟”把他送到车站去。他也是坐这趟公共汽车来的，几个下车的人从他身旁匆匆忙忙的走过去。我走过他身旁时却不好意思走开了。

　　我攥着他的手，小心的走向车站，我怕他跌倒，给自己惹来意外的麻烦。到了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