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全集第二卷：我的精神家园 第3部分阅读

    　　李银河把村落文化看作一种消极力量，是因为这种文化中人把全部注意力都放到眼前这个自然村里，把宝贵的财力全用在了婚丧嫁娶这样一些事上，生活的意义变成了博取村里人的嫉妒、喝彩，缺少改善生活的动力。这个文化里，人际关系的分量太大，把个人挤没了。别人也许会反对她的观点——他会说重视人际关系，正是我们的好处呢。在这方面，恐怕我要同意李银河的意见，因为中国的村落文化和低质量的生活联系在一起，放弃村落文化到城市里生活正是千百万农民的梦想——所以它是那种你不喜欢、又不得不接受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不能给它唱赞歌了。

　　李银河的《生育与中国村落文化》（2）

　　李银河的研究工作是朴素的。作为学者，她不是气势恢弘、辞藻华丽的那一种，也不是学富五车、旁征博引的那一种。她追求的是事事清楚、事事明白，哪怕这种明白会被人看成浅薄也罢。从表面上来看，研究工作有很多内容，比方说，题目有没有人重视啦，一年发了多少论文啦，写了多少学术专著啦，但是这些在她看来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要有所发现。

　　《生育与中国村落文化》，李银河著，1993年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

　　关于同性恋问题（1）

　　从1989年开始，我们做了一个对中国男同性恋的研究，几经波折，终于得到了对于一个研究者来说圆满的结果——发表了研究报告，并且写了一本书，叫做《他们的世界》。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这本书有一些显著的缺点，也有一些显著的优点。优点在于首次发现了在中国大陆也存在着广泛的男同性恋人群体，并且存在着一种同性恋文化——我们说的文化是文化人类学意义上的，指一个群体内全体成员共有的信息，具体来说，指关于同性恋活动场所、相互辨认的方式、绰号、圈子内的规范等知识。我们对这种文化做了比较细致的调查，描述了其内容。这是一种科学上的发现。

　　这本书的缺点在于没有按统计学的要求来抽样，故而所得的结果不能做定量的推论。我们的调查对象都是性格外向的勇敢分子，他们只是全部同性恋者中的一部分，其他人的情形是他们转述的，所以由此得到的结论可能会多少有些偏差。

　　一些人带有固定的同性恋倾向，不管他知不知道有同性恋这件事，或者是否经历过同性恋行为，这种倾向始终存在。因为有了这种倾向，一旦他开始同性恋行为，就不能或者很难矫正过来。而没有这种倾向的人，可能会在青少年时期涉及同性恋活动，等到成年以后，却会发生变化，憎恶这种活动。现在看来，这种倾向很可能是遗传的，或者说是先天的。但也有可能是在童年养成的——我们发现它和初次性经历有很大关系。一件有趣的事是，世界各地的人，不论其种族、文化、宗教，都有一定比例的人带有这种倾向。我们说的同性恋者，就是指这样的人。现有的资料说明，终身的绝对男同性恋者占男性人口的1％到10％，我们的研究证实了这种说法。仅从我们发现同性恋人群的规模来看，肯定超过了男性人口的1％，但是到底有多少，却无法确知。假如你有个孩子惯用左手，你可以禁止他用左手写字、用左手拿筷子，但是他的左手毕竟是较灵活的手。这种情形和同性恋的情形是一样的。一个有同性恋倾向的人可能没有机会经历同性之间的性生活，但是他始终渴望这种性生活。我们的观点是：应该把这种现象当作自然现象来看，虽然它的形成过程可能与童年的生活环境这类社会文化因素有关。

　　我们在调查中发现，中国的大中城市都有同性恋人群，他们在一些公共场所相互辨认、攀谈，找到自己中意的人后发生性关系。但是在这种场合活动的人，只是男同性恋者的一部分。更多的人在自己周围寻找性爱的对象。在后一种情形下，涉及到的人就不一定纯然是同性恋者。有些与常人无异的年轻人会在无意中同一位同性恋者交上朋友，加之本人尚未结婚，就很难说是完全自愿，也很难说是完全不自愿地参与了同性间的性生活。这说明同性恋者和异性恋者是不能仅仅从行为上区分的，真正的分界是看某人在同性恋和异性恋这两种性生活方式中选择哪一种。我们说男同性恋者占男性人口的1％到10％，是指终身的绝对同性恋者。只是偶尔（一二次或某段时间）参与同性恋活动的境遇型同性恋不计。除此之外，我们对同性恋者的生活、同性恋的原因以及同性恋者的价值观念等等做了研究和描述。这些在书里都写了，不再赘述。在此主要分析一下与同性恋有关的伦理问题，这是我们在书里没有谈到的。

　　一个人的成长大体受到三种力量的左右：他父母的意愿，他的际遇，他本人的意愿。而一个人成为同性恋者不是因为父母的意愿，也不是他自己的决定，而是一种际遇。就算这是遗传决定的，一个人带有何种遗传因子，对他自己也是一种际遇吧。既然这不由他本人决定，同性恋就不是一种道德或者思想问题。我们想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同性恋者像其他人群一样有些负面的现象，比如喜新厌旧、对恋爱对象不忠诚、对妻子家人隐瞒自己的真实性倾向等等，这些或者可以说是思想或者道德问题，有一些具体的人应当为此负责任。但不该让全体同性恋者为此负责。

　　没有人愿意自己的孩子长成一个同性恋者，包括同性恋者本人在内。这是因为同性恋者在我们这个社会中会遇到比常人不利的成长环境。这种愿望无可非议，但是现在举不出什么可靠的方法可以防止孩子成为同性恋者。发现孩子有同性恋倾向，也没有可靠的办法矫正。

　　不久前，在一个会议上听到一种说法，把同性恋称为“社会丑恶现象”，列入了应当根除之列。在惊愕之余，我们也感觉到一些人对我们的社会期望之高。假如我们这个社会是一片庄稼地的话，这些同志希望这里的苗整齐划一，不但没有杂草，而且每一棵苗都是一样的，这或许就是那位以同性恋为“丑恶现象”的人心目中的“美丽现象”吧。不幸的是，人的存在是一种自然现象，而不是某种意志的产物。这种现象的内容就包括：人和人是不一样的，有性别之分，贤愚之分，还有同性恋和异性恋之分，这都是自然的现象。把属于自然的现象叫做“丑恶”，不是一种郑重的态度。这段话的意思说白了就是这样的：有些事原本就是某个样子，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现在我们都知道纳粹分子对犹太人犯下了滔天罪行，但是知道他们对同性恋者也犯下了同样的罪行的人就少了。这是因为犹太人在道德上比较清白无辜，同性恋者在多数人看来就不是这样的，遇到伤害以后很少有人同情，故而处于软弱无力的境地。我们的好几位调查对象就曾受敲诈，遭殴打，事后也不敢声张。有一个形容缺德行为的顺口溜：打聋子骂哑巴扒绝户坟——现在可以给它加上一句：敲诈同性恋。打聋子缺德，是因为他不知你为何打他，也就不知该不该还手；骂哑巴缺德，是因为他还不了口；扒绝户坟缺德，是因为没有他的后人来找你算账；敲诈同性恋缺德，是因为他不敢报案。这四种行为全在同一水平线上。照我们的看法，这才是“丑恶现象”，应当加以根除。一个现象是否丑恶，应当由它的性质来决定，而不是由它是针对什么人来决定。

　　关于同性恋问题（2）

　　国外不少社会学同仁都在做这方面的工作——了解那些在社会中处于不利地位的人群，如娼妓、同性恋者、少数民族，甚至与男性相比之下处于不利地位的全体女性，帮助他们改善生存环境，改变于人于己有害的行为方式，以便得到更好的生活。虽然我们研究同性恋现象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发现事实，但同时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调查研究，使公众对这个社会的许多不为人知的方面有所了解，并持一种更符合现代精神的科学态度。

　　本篇最初发表于1994年第1期《中国青年研究》杂志。发表时题目为“关于中国男同性恋问题的初步研究”。

　　有关同性恋的伦理问题

　　1992年，我和李银河合作完成了对中国男同性恋的研究之后，出版了一本专著，写了一些文章。此后，我们仍同研究中结识的朋友保持了一些联系。除此之外，还收到了不少读者的来信。最近几年，虽然没有对这个问题做更深的研究，但始终关注着这一社会问题。

　　从1992年到现在，关注同性恋问题的人已经多起来。有不少关于同性恋的研究发表，还有一些人出来做同性恋者的社会工作，我认为这是非常好的事情。当然，假如在艾滋病出现之前就能有人来关注同性恋的问题，那就更好一些。据我所知，因为艾滋病流行才来关注这个问题，是件很使同性恋者反感的事情。我们的研究是出于社会学方面的兴趣，这种研究角度，调查对象接受起来相对而言比较容易些。

　　做科学研究时应该价值中立，但是作为一个一般人，就不能回避价值判断。作为一个研究者，可以回避同性恋道德不道德这类问题，但作为一个一般人就不能回避。应该承认，这个问题曾经使我相当地困惑，但是现在我就不再困惑。假定有个人爱一个同性，那个人又爱他，那么此二人之间发生性关系，简直就是不可避免的。不可避免、又不伤害别人的事，谈不上不道德。有些同性恋伴侣也会有很深、很长久的关系，假如他们想要做爱的话，我想不出有什么理由要反对他们。我总觉得长期、固定、有感情的性关系应该得到尊重。这和尊重婚姻是一个道理。

　　这几年，我们听到过各种对同性恋的价值判断，有人说：同性恋是一种社会丑恶现象，同性恋不道德，等等。因为我有不少同性恋者朋友，他们都是很好的人，我觉得这种指责是没有道理的，所以这些话曾经使我相当难过。但现在我已经不难过了。这种难过已经变成了一种泛泛的感觉：在我们这里，人对人的态度，有时太过粗暴、太不讲道理。按现代的标准来看，这种态度过于原始——这可能是传统社会的痕迹。假如真是这样，我们或许可以期望将来情况会变得好些。

　　我对同性恋者的处境是同情的。尤其是有些朋友有自己的终生恋人，渴望能终生厮守，但现在却是不可能的，这就让人更加同情。不管是同性恋，还是异性恋，对爱情忠贞不渝的人总是让人敬重。但是同性恋圈子里有些事我不喜欢，那就是有些人中间存在的性乱。和不了解的人发生性关系，地点也不考究；不安全、不卫生，又容易冒犯他人。国外有些同性恋者认为，从一而终，是异性恋社会里的陈腐观念，他们就喜欢时常更换性伴。对此我倒无话可说。但一般来说，性乱是社会里的负面现象，是一种既不安定又危险的生活方式。一个有理性的人总能相信，这种生活方式并不可取。

　　众所周知，近几年来人们对同性恋现象的关注，是和对艾滋病的关注紧密相联的。但艾滋病和男同性恋的关联，应该说是有很大偶然性的。国外近几年的情况是：艾滋病的主要传播渠道不再是男同性恋，它和其他性传播疾病一样，主要在社会的下层流传。这是因为人们知道了这种病是怎么回事，素质较高的人就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来预防它。剩下一些素质不高的人，才会患上这种病。没有钱、没有社会地位、没有文化，人很难掌握自己的命运。我倒以为，假如想要防止艾滋病在中国流行，对于我国的流浪人口，不可掉以轻心。

　　艾滋病发现之初，有些人说：这种病是上帝对男同性恋者的惩罚。现在他们该失望了——不少静脉吸毒者也得了艾滋病。我觉得人应该希望有个仁慈的上帝，指望上帝和他们自己一样坏是不对的。我知道有些人生活的乐趣就是发掘别人道德上的毛病，然后盼着人家倒霉。谢天谢地，我不是这样的人。

　　鉴于本文将在医学杂志上发表，“医者父母心”，一种人文的立场可能会获得更多的共鸣。我个人认为，享受自己的生活对任何人来说都是头等重要的事。性可以带来种种美好的感受，是人生最重要的资源。而同性恋是同性恋者在这方面所有的一切。就我所知，医学没有办法把同性恋者改造成异性恋者——我猜这是因为性倾向和人的整个意识混为一体——所谓矫治，无非是剥夺他的性能力。假如此说属实，矫治就没什么道理。有的人渴慕异性，有些人渴慕同性，但大家对爱情的态度是一样的，歧视和嘲笑是没有道理的。历史上迫害同性恋者最力者，或则不明事理，或则十分偏执——我指的是中世纪的某些天主教士和纳粹分子——中国历史上没有迫害同性恋的例子，这可能说明我们的祖先既明事理，又不十分偏执，这种好传统应该发扬光大。我认为社会应该给同性恋者一种保障，保护他们的正当权益。举例来说，假如有一对同性恋者要结婚，我就看不出有什么不可以。

　　至于同性恋者，我希望他们对生活能取一种正面的态度，既能对自己负责，也能对社会负责。我认识的一些同性恋者都有很高的文化素质、很好的工作能力。我总以为，像这样一些朋友，应该能把自己的生活弄得像个样子。我是个异性恋者，我的狭隘经验是：能和自己所爱的女人体面地出去吃饭，在自己家里不受干扰地做爱比较好。至于在街头巷尾勾个性伴，然后在个肮脏地方瞎弄几下是不好的。当然，现在同性恋者很难得到这样的条件，但这样的生活应该是他们争取的目标。

　　《他们的世界》序

　　当我们对我国的同性恋现象进行研究时，常常为这样的问题所困扰：你们为什么放着很多重大问题不去研究，而去研究同性恋？假如这种诘难来自社会学界同仁，并不难答复。正文中将有专门的章节讨论做同性恋研究的原因。难于答复的是来自一般人的诘难。故此这个问题又可以表述为：你们作为社会学者，为什么要研究同性恋？回答这个问题的困难并不在于我们缺少研究同性恋的理由，而在于我们缺少做出答复的资格。众所周知，只有一门科学中的出类拔萃之士，才有资格代表本门科学对公众说话。

　　然而我们又不得不做出解释。我们做这项研究所受到的困扰，不只是诘难，而且在于，社会中有一部分人不赞成研究同性恋。毛泽东曾说，对牛弹琴，如果去掉对听琴者的藐视，剩下的就只是对弹琴者的嘲弄。虽然如此，我们仍不揣冒昧，不惧嘲弄，要对公众陈述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立场，以及根据这样的立场，对同性恋的研究为什么必不可少。

　　半个世纪以前，在文化人类学中处于泰山北斗地位的马林诺夫斯基为费孝通所著的《江村经济》一书作序时，对费孝通的工作给予极高的评价。马林诺夫斯基认为，这本书的最大优点在于，它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人在本乡人民中进行观察的结果。正因为有这样的特点，所以它是一个实地调查者最珍贵的成就。

　　费孝通的研究对象是一个社区，包括了社区生活的每一个方面。这样的研究在深度和研究方法等方面，与我们的研究有很大不同。但是这项研究中有一些宝贵的经验，值得我们记取。这就是，作为土生土长的人，对熟悉的人群做实在的观察，不回避生活的每一个侧面。这种实在的作风乃是出于以下的信念：“真理能够解决问题，因为真理不是别的而是人对真正的事实和力量的实事求是。”站在这种信念的对立面的，是学院式的装腔作势，是“以事实和信念去迎合一个权威的教义”。于是如马林诺夫斯基所言，“科学便被出卖了”。

　　我们发现，在社会科学的出发点方面，有两种对立的立场：一种是说，科学在寻求真理，真理是对事实的实事求是；另一种则说，真理是由一种教义说明的，科学寻求的是此种真理正大光明的颂词。一种说，科学不应屈服于一种权威的教义；另一种说，科学本身就是权威的教义。一种说，不应出卖科学；一种则说，不存在出卖的问题，它自从出世，就在买方手中。一种说，在科学中要避免学院式的装腔作势；另一种则说，科学本身不是别的，恰恰就是学院式的装腔作势。一种说，科学是出于求知的努力，是永不休止的学习过程；另一种则认为，科学原质是天生所有的，后天的求学乃是养浩然正气，凡有助于正气的，可以格致一番，而不利于正气的，则应勿视勿听，以求达到思无邪的境界。

　　站在前一种立场上，我们认为，中国的同性恋现象是一种真正的事实，不能对它视而不见，必须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这个研究的唯一目的，就是想知道中国现有的同性恋群体是什么样子的。而站在后一种立场上，我们会发现自己是发疯了。这种研究不风雅，也难以学院式的口吻来陈述。最主要的是，在这项研究中，不能够直接表现出我们社会中居于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是多么的正确和伟大。

　　这后一种立场，我们称之为“意识形态中心主义”。从这一立场出发所做的研究，只是为了寻求来自意识形态方面的好评，故而它是按照可能得到好评的程度来构造研究的方向和结果的。从事这种研究，因为预知了的结果，同手淫很相似。一个男人在手淫之先，就预知结果是本人的射精。然而这不妨碍手淫在他的想象中有声有色地进行，这是因为有快感在支持。对于从意识形态中心主义立场出发的研究来说，来自意识形态方面的好评就具有快感的意味。然而，这种活动绝对不会产生任何真正的果实。

　　在说明了这一点之后，就可以对公众说明我们研究同性恋的初衷了。我们是真诚的求知者，从现存的事实看，同性恋现象无论如何也是值得研究的。以保守的估计来说，同性恋者至少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一，这肯定够上了必须加以研究的规模。同性恋活动影响到家庭和社会关系的各个方面，其影响因此超过了百分之一的规模。中国的男同性恋者多是要结婚的，必然对女性的婚姻生活有重大影响。上述任何一条，都成立为研究的理由。

　　此外，还有一个理由，就是弗罗姆倡导的人文主义立场。他说过马林诺夫斯基也说过，科学的价值在于为人类服务。我们不能保证每次研究都有直接的应用价值，但应保证他们都是出于善良的愿望。我们在做同性恋研究时，也对他们怀有同样的善良愿望，希望对他们有所帮助，而不是心怀恶意，把他们看作敌对的一方。我们始终怀着善意与研究对象交往。这种立场，我们称之为科学研究的善良原则。

　　以上所述，可以概括为科学研究的实事求是原则、反意识形态中心主义原则和善良原则，这些原则就是我们研究同性恋的出发点和最终目的。在正文开始之前，略加陈述，以期求得读者的共鸣，是为序言。

　　《他们的世界》，李银河、王小波著，1992年11月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他们的世界》跋

　　在描述和讨论了中国的男同性恋现象之后，我们发现，在这个社会中，有如此庞大的一个人群和如此重要的一些事实，曾被完全忽略了。以人的视力来比方的话，这个社会的视力在人们生活中的某些方面几近全盲，虽然在其他方面它的视力是非常之好的。这就引起了我们的恐慌：假如它的视力有如此之大的缺陷，谁能保证它没有看漏别的什么更重要的事情？在我们这个社会里，谁知道还有如此巨大而被人们视而不见的东西？

　　其实，同性恋这件事意义就非同小可。假如你是一位妇女，又不幸嫁给了同性恋者，也许就会遇上冷漠、疏远、没有性生活，却完全不知道是因为什么，也许一生的幸福会因此而报销。谁能够说，这样的事还不算严重？在我们的研究中发现，这样的妇女是有的。她们既不知道有同性恋这样的事，也不知道丈夫是同性恋者，还以为世上所有的男人全是这样，因此也不会抱怨什么。于是，我们认为很严重的事，她却以为不严重。可是一旦她知道了这件事的内情，定然会勃然大怒，以为受了愚弄。

　　我们举这样的例子，不是要谴责同性恋者，而是要说明我们做此研究的本意。我们不认为自己已经完全说明了中国当代同性恋现象的全貌，但是假若我们真的做到了这一点，必然会有人认为，我们揭开了社会的疮疤，引起了不必要的麻烦，这是因为我们把被愚弄而不自知的平静，转化成自觉被愚弄的痛苦。其实这种指责是没有道理的——因为这疮疤早早揭开的话，就不会有受愚弄的人。

　　就整体而言，这个研究的出发点是对这个社会视力缺陷的忧虑，以青蛙的视力来打比方，青蛙的视力也有类似的缺陷。它能够看到眼前飞过的一只蚊虫，却对周围的景物视而不见，于是在公路上常能看见扁平如煎饼的物体，它们曾经是青蛙。它们之所以会被车轮轧到如此之扁，都是因为视觉上的缺陷。

　　尽管我们这个社会已经存在了非常之久，但它对人类本身一些最基本的方面还一无所知。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还不知道，为什么农民非要生很多孩子不可，假如要他们自愿少生一些，应该用什么办法。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大多数中国人宁愿在婚丧嫁娶方面花很多钱，却不肯用来改善生活。像这样的事情多得数不过来。从社会学角度来说，我们没有好的假设可供检验；从人类学角度来说，我们对这些人的生活尚缺乏根本的了解。假如不了解这些事，恐怕有一天我们会被轧得非常之扁。

　　同性恋研究给我们以这样的启示：倘若生活中存在着完全不能解释的事，那很可能是因为有我们所不知道的事实，而不知道的原因却是我们并不真正想知道。比如我们以前不知道同性恋的存在，是因为我们是异性恋；我们不知道农民为什么非生很多孩子不可，是因为我们是城里人。人类学和社会学告诉我们的是：假如我们真想知道，是可以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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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拷问社会学（1）

　　李银河新近完成了一项对妇女的感情与性的研究，报告已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季刊》上，专著正在出版过程中。这项研究没有采用问卷调查、统计分析的方法，而是采用了文化人类学访谈的调查方法——虽然这不是这项研究的唯一特色，但也值得说上一说。

　　从旁看来，李银河的调查方法缺少神秘色彩——找到一位乐于接受访谈的人，首先要决定的是大家怎么见面：是她去呢，还是人家来。在电话上约定了以后，就可以进行下一步。若是她去，她就提上一个手提包上路，包里放着笔记本和几支圆珠笔，通常是挤公共汽车去——因为要见生人，所以还化了一下妆，这在她是很郑重的举动，但别人恐怕根本看不出来。在京城，打扮最不入时、穿着最随便的女士，大概就是女教授、女博士了。化了妆的女博士还是女博士，不会因此变成公关小姐……就这样，她访问了很多人。这使大家觉得什么博士啦，教授啦，也就是些一般人。

　　若是人家来，对方就要走进她住的那座宿舍楼，走过满是尘土的楼道。她的家和一般文化人的家一样，堆满了杂乱无章的书籍和纸张。她给客人敬上一杯清茶，就开始访谈。谈完之后，假如到了吃饭时间，就请客人吃顿便饭。一切都和工薪阶层的人士接待朋友时做的一样。她从来没给客人报销过“的票”，客人也没有这样的要求，因为看她的样子就不像能报销“的票”的人。随着研究工作的进行，越来越多的人到过她家里，她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对。有一天，一位调查对象（这位朋友是男性，属另一项调查）很激动地说：李教授，像你这样可不成！不该把陌生人约到家里来。然后她想了一想，觉得没什么不行的，再说，也没有别的地点可约。

　　除了这种有中国特色的人类学研究方法，还有别的方法可用——比方说，采用分层抽样的方法，展开问卷调查。这必须和某个政府机关合作，还要由一所大学的社会学系来进行。假如研究的目标是一座中等城市，你先在该城市里抽出一定数量的办事处，再在各办事处下抽出一定数量的居委会。再以后，从居民的花名册上抽出个人。有一件事一定不要忽略，就是要根据研究的需要，特别保证某种职业或年龄组的人有一定的数量。用术语来说，研究假设规定的各子样本都要有足够的样本量。调查完毕还要拿一些基本的统计和人口普查的结果对照，看看本次调查有无代表性。做到了这些，抽样就算有了科学性。所有的社会学教科书都写着这套方法，但国外的教科书上没写办事处、居委会、居民花名册，只简单地提到可以利用电话本和教堂的人口记录。还有一些事情，中外所有的社会学书都没有提，那就是怎样去找一大笔研究经费，怎样去求得政府机关的合作，但是成熟的社会学家自会想出办法来，所以调查还是可以进行。一大批调查员（在校大学生）由居委会干部带路，前往各家各户。如果问卷涉及到个人隐私，居委会的干部是绝对必要的。因为被抽中的人可能会拒绝回答。在这种情况之下，血气方刚的大学生会和面有愠色的被调查者吵起架来，后者会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你凭什么来问我？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前者答不出，就难免出言不逊。而居委会干部可以及时出场，把后者带到一旁，对他（或她）进行一些教育和说服。然后他（或她）就忍气吞声地回来，回答这些敏感的问题。必须强调指出，这种调查的场面不是笔者的想象，我在社会学研究单位工作过，这些事我是知道的。我总觉得，假如有调查对象不情愿的情形，填出来的问卷就没有了科学性。

　　根据我的经验，问卷调查有两大难关，其一是如何找钱和得到政府机构的合作，其二是怎样让调查对象回答自己的问题。对一般的社会调查，前一个问题更大；对敏感问题，后一个问题更大。概括地说，前一个问题是：如何得到一个科学的样本。后一个问题是：如何使样本里的人合作。在性这种题目上，后一个问题基本无法克服。举个国外的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美国前不久进行了一次关于性行为的调查，前一个问题解决得极好，国会给社会学家拨了一笔巨款来做这项研究，政府把保密的人口记录（社会保险号码）也对社会学家敞开了，因此他们就能得到极好的样本，可以让其他社会学家羡慕一百年。但以后发生的事就不让人羡慕，那些被抽中的人中，很有一些人对自己进入这个样本并不满意——他们不肯说。如前所述，美国没有居委会干部，警察对这件事也不便插手。所以他们采用了另一个方法：死磨。我抽中了你，你不说，我就不断地找你。最多的一位找了十四次，让你烦得要死。这样做了以后，美国的性社会学家终于可以用盖世太保的口吻得意洋洋地宣布说：大多数人都说了。还有个把没说的，但就是在盖世太保的拷问室里，也会有些真正的硬骨头宁死不说，社会学家不必为此羞愧。真正值得羞愧的是他们的研究报告：统计的结果自相矛盾处甚多。试举一例，美国男性说，自己一月有四五次性行为；女性则说，一月是两三次。多出来的次数怎么解释？——美国男人中肯定没有那么多的同性恋和兽奸者。再举一例，天主教徒中同性恋者少，无神论者中同性恋者多。研究说明，不信教就会当同性恋。我恐怕罗马教皇本人也不敢说这是真的，因为有个解释看起来更像是真的，宗教的威压叫人不敢说实话。最后研究的主持人也羞羞答答地承认，有些受调查人没说实话。必须客观地指出，比之其他社会学家，性社会学家做大规模调查的机会较少，遇到这千载难逢的机会，就有点热情过度，忽略了一件事，那就是：我想告诉你什么，我自会告诉你；我不想告诉你，你就是把我吊起来打，我也不会告诉你实话——何况你还不敢把我吊起来打。

　　拷问社会学（2）

　　诚然，除了吊打之外，还有别的方法，比方说，盯住了选定的人，走到没人的地方，把他一闷棍打昏，在他身上下个窃听器，这样就能获得他一段时间内性行为的可信情报。除了结果可信，还使用了高科技，这会使追时髦的人满意。但这方法不能用，除了下手过重时打死人不好交代之外，社会学家也必须是守法的公民，不能随便打人闷棍。由此可以得到一种结论：社会学家的研究对象是人，不是实验室里的耗子，对他们必须尊重；一切研究必须在被研究者自愿的基础上进行。从这个意义上说，李银河所用的调查方法很值得赞美。她主要是请别人谈谈自己的故事——当然，她自己也有些问题要问，但都是在对方叙述的空隙时附带式地提上一句。假如某个问题会使对方难堪，她肯定不会问的。这是因为，会使对方不好意思的问题，先会使她自己不好意思。我总觉得她得到的材料会很可信，因为她是在自己的文化里，用一颗平常心来调查。这种研究方式比学院式的装腔作势要有价值——马林诺夫斯基给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作序时，说过这个意思。

　　想当年，费孝通在江村做调查。这地方他很熟，差不多就是他的故乡；和乡民交谈很方便，用不着找个翻译；他可以在村里到处转，用不着村长陪着。就这样，差不多是在随意的状态中，他搜集了一些资料，写成了自己的论文。这论文得到马林诺夫斯基非常高的评价。马氏以为，该论文的可贵之处在于它不摆什么学术架子——时隔很多年，中国的学者给这种研究方法起了个学术架子很足的名称，叫做本土社会学。我觉得李银河最近的研究有本土社会学的遗风。与之相对的，大概也不能叫做外国社会学。问卷调查的方法、统计分析的方法，虽然是外国人的发明，但却确实是科学的方法。使用这些方法时，必须有政府的批准和合作，所以可以叫做官方社会学。纵然这是不得已的，借助政府的力量强求老百姓合作总是不好，任何认真的社会学家都会心中有愧。中国社会学家得到的研究结果和上面想要见到的总是那么吻合——这也许纯属偶合，但官样文章读起来实在乏味。在调查个人敏感问题时，官方社会学会遇到困难，在这些困难面前，社会学又有所发展，必须有新的名称来表示这种发展。比方说，美国性社会学家采用的那种苦苦逼问的方法，可以叫做拷问社会学。再比方说，我们讨论过的那种把人打晕，给他装窃听器的方法，又可以叫做刑侦社会学。这样发展下去，社会学就会带上纳粹的气味，它的调查方法，带有希姆莱的味道；它的研究结果，带有戈培尔的味道。我以为这些味道并不好。相比之下，李银河所用的方法虽然土些，倒没有这些坏处。

　　本篇最初发表于1997年第12期《方法》杂志。发表时题目为“谈谈方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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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为什么要写作（1）

　　有人问一位登山家为什么要去登山——谁都知道登山这件事既危险，又没什么实际的好处，他回答道：“因为那座山峰在那里。”我喜欢这个答案，因为里面包含着幽默感——明明是自己想要登山，偏说是山在那里使他心里痒痒。除此之外，我还喜欢这位登山家干的事，没来由地往悬崖上爬。它会导致肌肉疼痛，还要冒摔出脑子的危险，所以一般人尽量避免爬山。用热力学的角度来看，这是个减熵现象，极为少见。这是因为人总是趋利避害，热力学上把自发现象叫做熵增现象，所以趋害避利肯定减熵。

　　现在把登山和写作相提并论，势必要招致反对。这是因为最近十年来中国有过小说热、诗歌热、文化热，无论哪一种热都会导致大量的人投身写作，别人常把我看成此类人士中的一个，并且告诫我说，现在都是什么年月了，你还写小说？（言下之意是眼下是经商热，我该下海去经商了）但是我的情形不一样。前三种热发生时，我正在美国念书，丝毫没有受到感染。我们家的家训是不准孩子学文科，一律去学理工。因为这些缘故，立志写作在我身上是个不折不扣的减熵过程。我到现在也弄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干这件事，除了它是个减熵过程这一点。

　　有关我立志写作是个减熵过程，还有进一步解释的必要。写作是个笼统的字眼，还要看写什么东西。写畅销小说、爱情小诗等等热门东西，应该列入熵增过程之列。我写的东西一点不热门，不但挣不了钱，有时还要倒贴一些。严肃作家的“严肃”二字，就该做如此理解。据我所知，这世界上有名的严肃作家，大多是凑合过日子，没名的大概连凑合也算不上。这样说明了以后，大家都能明白我确实在一个减熵过程中。

　　我父亲不让我们学文科，理由显而易见。在我们成长的时代里，老舍跳了太平湖，胡风关了临狱，王实味被枪毙了。以前还有金圣叹砍脑壳等等实例。当然，他老人家也是屋内饮酒，门外劝水的人，自己也是个文科的教授，但是他坦白地承认自己择术不正，不足为训。

　　我们兄弟姐妹五个就此全学了理工科，只有我哥哥例外。考虑到我父亲脾气暴躁、吼声如雷，你得说这种选择是个熵增过程。而我哥哥那个例外是这么发生的：七八年考大学时，我哥哥是北京木城涧煤矿最强壮的青年矿工，吼起来比我爸爸音量还要大。无论是动手揍他，还是朝他吼叫，我爸爸自己都挺不好意思，所以就任凭他去学了哲学，在逻辑学界的泰斗沈有鼎先生的门下当了研究生。考虑到符号逻辑是个极专门的学科（这是从外行人看不懂逻辑文章来说），它和理工科差不太多的。从以上的叙述，你可以弄明白我父亲的意思。他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学一种外行人弄不懂而又是有功世道的专业，平平安安地度过一生。我父亲一生坎坷，他又最爱我们，这样的安排在他看来最自然不过。

　　我自己的情形是这样的：从小到大，身体不算强壮，吼起来音量也不够大，所以一直本分为人。尽管如此，我身上总有一股要写小说的危险情绪。插队的时候，我遇上一个很坏的家伙（他还是我们的领导，属于在我们这个社会里少数坏干部之列），我就编了一个故事，描写他从尾骨开始一寸寸变成了一头驴，并且把它写了出来，以泄心头之愤。后来读了一些书，发现卡夫卡也写了个类似的故事，搞得我很不好意思。还有一个故事，女主人公长了蝙蝠的翅膀，并且头发是绿色的，生活在水下。这些二十岁前的作品我都烧掉了。在此一提是要说明这种危险倾向的由来。后来我一直抑制着这种倾向，念完了本科，到美国去留学。我哥哥也念完了硕士，也到美国去留学。我在那边又开始写小说，这种危险的倾向再也不能抑制了。

　　在美国时，我父亲去世了。回想他让我们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