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说历朝十大冤案 第5部分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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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谦案 三（2）

　　随后，于谦又任命将领：封杨洪为昌平伯，与罗亨信、朱谦等镇守宣府；荐举陈镒安抚京畿内外军民，罗通守居庸关，曹泰守紫荆关。因石亨先前战败逃回，被贬官下狱，于谦知其晓畅军略，很有军事才能，令其总领京营兵。与此同时，于谦又加紧锻造兵器，押运粮草，充实军储。

　　土木之变后，也先挟持英宗在边疆各城池勒索要挟。二十一日，瓦剌军到大同城下，让人拿英宗驾牌请守城士兵迎驾。大同总兵官刘安和参将郭登信以为真，出城朝拜英宗。瓦剌军趁机掠城，明军大败。也先又矫英宗诏，命大同守军送库银2万两方才退军。刘安搜罗仓库，取出银两，送到也先营中。也先纠缠三天方挟英宗退出塞外。于谦闻报，严叱刘安，下令各边镇“自今瓦剌奉驾至，不得轻出”，同时提出“社稷为重君为轻”。这一策略粉碎了也先利用英宗讹诈的阴谋，坚定了边将抗战的信心，使明由被动转为主动。

　　为断绝也先的念头，二十九日，以于谦为首的抗战派请皇太后立郕王为皇帝，以定民心。郕王再三推辞，于谦大声道：“臣等诚忧国家，非为私计。”郕王于九月初六日登极，是为明代宗，遥尊英宗为太上皇，以明年为景泰元年。

　　九月初，也先以愿进其妹与英宗结亲为由，表示要与明朝和好。于谦通谕各边镇：“也先诡诈百端，今尚在关外扎营，假以结亲为由，遣使来京，觇我虚实……假以送驾为名，得开门迎接，我欲出兵拒抗，彼则指驾为辞。”严令兵士不得擅自开城迎驾。

　　随后，于谦着力整顿京畿内外及边塞军务，派郭登佩征西前将军印镇守大同。郭登率兵民悉心备战，誓与众将同死，大同边防得以加强。于谦又招募民壮，以国家存亡大义激励兵将，将士兵民同仇敌忾，士气高涨。

　　十月初一日，也先挟持英宗，绕过大同重镇，大举入寇，旋即攻破紫荆关，直逼京师。明代宗大惊，诏告各地宗室诸王入京勤王，命于谦提督各路兵马，守备京师。于谦调动诸将分领官军22万人，列阵于京师九门：武清伯石亨守德胜门、都督陶瑾守安定门、广宁伯刘安守东直门、都指挥李瑞守正阳门、都督刘得新守崇文门、都指挥汤节守宣武门、武进伯朱瑛守朝阳门、都督刘聚守西直门、副总兵顾兴祖守阜成门。此时，诸将对如何拒敌意见不一，成山侯王通主张在京外挖筑深壕，总兵官石亨主张全军退守城内，坚壁清野。于谦力主出城迎敌：“寇势张甚，奈何示弱。”劝服诸位将官，在城外布军，封闭诸门，以示决不后退，同时激励三军，严申军令。

　　十一日，瓦剌军在西直门外列阵，将英宗置于德胜门。也先原以为明军精锐已去大半，此时见明军严阵以待，毫无荒乱景象，深感吃惊，只好先借口讲和，言欲送还英宗，请明廷派人迎驾，以探虚实。于谦知其虚诈，只派礼部侍郎王复、鸿胪寺卿赵荣出城见英宗。也先借口二人职卑，指名要于谦、石亨等大臣来谈判。明代宗未允许。

　　十三日，两军在德胜门展开激战。于谦派石亨设下埋伏，让小队士兵诱敌。也先派弟弟孛罗和平章卯那孩率兵万余，冲杀过来。于谦即令伏兵放火炮火铳，敌军死伤惨重，孛罗和平章卯那孩也中炮身亡。石亨出安定门截杀，瓦剌兵溃逃。也先亲率精兵暗袭西直门，都督孙镗仓促应战，力战数个时辰，渐感不支，开始后退。城上守将杨善呐喊助威，开炮轰敌。正相持时，石亨率兵赶到，三面夹攻。也先败退，又遭明将王竑伏击，仓皇退至城外数里安营。明军大胜。这是明军保卫北京的第一次会战胜利。

　　十四日，瓦剌又进逼彰仪门。于谦亲自指挥作战，身先士卒，冲锋陷阵。京师百姓纷纷加入战斗，从房顶投掷砖石。瓦剌军逡巡不敢进，明军乘机追击，瓦剌又败退数里。也先原想借英宗身价逼迫明军投降，却屡战屡败，士气大跌，成功无望，不得不于十五日夜间拥着英宗西退。于谦得知，派兵追赶，三战三捷，毙敌万余。也先恼羞成怒，沿路抢劫，还焚烧了明朝寝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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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谦案 三（3）

　　十一月初八日，瓦剌退出塞外，北京宣布解严。

　　北京保卫战的胜利，粉碎了也先夺取北京的企图，稳定了北京的形势，挽救了明王朝。于谦运筹帷幄，镇定自若，在京师守备空虚的情况下迅速集结军队，激励士气，身先士卒，起了决定全局的作用。

　　代宗论功行赏，以于谦、石亨功劳最卓，封石亨为武清侯，加于谦太子少保，总督军务，仍掌兵部尚书事。于谦极力推辞，说：“四郊多垒，卿大夫之耻，敢邀功赏哉？”最后才不得不接受。

　　北京保卫战胜利后，于谦又提出“今日之计，可以养锐，不可浪战”，积极布置，未有丝毫懈怠。为加强京师的边防，他抽调辽东、宣府军马，将名将杨洪、罗通等调入京师，大同总兵郭登也被命率部入援。同时加强边关塞口的防御，派顾兴祖、刘安等修筑要隘，左都督朱谦镇守宣府，佥都御史王竑守居庸关。

　　土木之变时，英宗的心腹太监喜宁投降了也先。他授计也先，从宁夏进兵，绕过北京，直趋山东、临清，夺取南京，将英宗安置此地作为傀儡，可以长江为界分割中国，与北京的景帝抗衡。景泰元年（1450年）正月，也先进攻宁夏边塞。边关诸将奋勇抵抗，斩敌数千，取得了土木之变后明军在塞外的第一次胜利。其后，明军又接连挫败也先的几次进攻，瓦剌士气大跌。是年五六月间，也先又犯大同、雁门关，均遭惨败。明军士气大震，边防日益巩固。

　　于谦案 四（1）

　　随着明军取得的胜利，也先速战速决、轻取北京的想法破灭。而明朝采取拉拢脱脱不花、阿拉知院的策略孤立也先，更重要的是，明朝已另立皇帝，英宗成为空壳。也先一时进退两难，杀之怕激怒明朝报仇，放回去又心有不甘，一时无计可施。思虑再三，认为与其杀之不如送还明朝，既得到金银财宝，又可与明朝结好，恢复马市贸易，更可以落下好名声。于是再三遣使致意，请北京派使迎驾。

　　一些主战派大臣认为此是也先故伎，不可相信，极力反对议和。于谦力排众议，认为也先屡败，其议和态度可信，劝景帝遣使迎驾。景帝却犹豫不决，陷入两难：若迎回英宗，自己必然交还皇位，若不迎回，则必遭非议，就召集群臣商议。于谦和吏部尚书王直首先陈言，请即遣使，其他诸臣也多随声附和。景帝颇感难堪，怒曰：“朕非贪此位，乃卿等强欲立朕，今复出尔反尔，殊为不解。”群臣瞠目结舌，无以言对。于谦上言：“也先屡败，其意可信。陛下与太上皇兄弟至亲，上皇在外，理应奉迎，万一敌人怀诈，是彼曲我直，我得声罪致讨。今大位已定，何人敢有他议？”景帝闻此，方答应遣使。

　　于是，景帝先派吏部右侍郎李实带随员出使瓦剌，窥探虚实，并不言及迎驾事。于谦得知也先真心送还英宗，奏明景帝，派右都御史杨善、工部侍郎赵荣于七月二十七日出使瓦剌。也先接见杨善，却故意刁难。幸而杨善机智灵慧，巧妙对答，才维护了明朝国威。也先询问敕书中为何没有奉迎太上皇的言词，杨善答是为尊太师，成就你主动送还的美名，否则带有强制意味。也先又问，为何不多带金银来赎，杨善答是让你名垂千古，不然后人会以为你图财而非仁义君子。也先又问太上皇回去是否就皇位，杨善答：“天意已定，不便再移。”也先又问中国古代尧舜禅让，是否为真？杨善答：尧让位于舜，今上皇让位于弟，古今一辙。也先钦叹良久，哑口无言，只好备车驾送英宗返京。

　　消息传到北京，礼部议定的迎驾仪式很是隆重，景帝以恐遭敌诡计为由删繁就简，只派一辆车马迎接太上皇由居庸关进入，在安定门换乘法驾，从安定门行至东安门。此时，千户龚遂荣上疏，说现在迎驾应当效法唐肃宗故事，奉迎应隆厚，景帝应再三避位，上皇坚持逊让方合古法。景帝勃然大怒，系之于狱。几天后，上皇至京城，百官于东安门外跪迎，景帝在门内下辇接驾，英宗下轿答礼。两人辞让帝位再三，随后英宗被送到南宫安顿。

　　南宫即崇质宫，位于重华宫东南，是软禁失意妃嫔和皇族的专用所，极少有人光顾。景帝又派边塞大将王骥镇守，以防英宗勾结外界或逃出。不久，景帝去除监国称号，堂而皇之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皇帝。

　　北京保卫战后，景帝对于谦很是倚仗宠信，授予大权，可以单独进入皇帝寝宫奏事，于谦的地位权势，无人可以比肩。于谦对于皇宫内部的争斗无能为力，只能屡屡上疏，强调“上皇虽还，国耻未雪”，加紧国防和京城的防卫，修缮城池，募民屯田，严肃军纪，惩治了一些贪将。他又发动民众，疏通了漕船运粮草的运河要道，精心改进武器，操练阵法，使军队作战能力得到进一步增强。他还改革京营军队，创立了团营。

　　明成祖时，京军被编为三大营：即五军营，由中军、左掖、右掖、左哨、右哨编成，有步兵和骑兵；三千营，负责扈从皇帝出入，为骑兵；神机营，使用火铳火炮等新式武器。这三大营各有总兵官，名义上都由五军都督府统辖，但实际上五军都督府只负责文书军籍，不管战时调派，号令难以统一。又因各营兵种不同，训练各异，遇到调遣，士兵不习新号令，兵将不相认识，互相扯皮。因此尽管有40万京营军，作战能力却很低，也直接导致了土木堡之战的惨败。

　　景泰二年（1451年），于谦开始改革营制，设立团营。他在三大营中选拔骑勇骠悍者15万人，分为十团营，每团营15000人，每营设置都督1人，叫做“坐营都督”。每一坐营都督下，设都指挥3人，各统领5000人。每一指挥下，设领队官5人，各领军士100人，每一领队下设管队2人，各领军士50人。以上十团营设一总兵官，由石亨担任。没有入选团营的军士，仍归三大营，称作“老家”。此十团营集中在安定门外校场团操，演习阵法。各管队和领队官均熟悉部下每个士兵的姓名、年龄、相貌等。遇有战事，由原来的各营军官统率，号令划一。这一变革克服了原来三大营的缺点，部队战斗力大大增强。《明史》评论说：于谦“创立团营，简精锐，一号令，兵将相习，其法颇善，京军之制一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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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谦案 四（2）

　　这时，瓦剌内部开始出现内讧。也先性情残暴专横，兵力最多，脱脱不花虽名为可汗，却无实权，阿拉知院兵较少，也没有权力。三人先前联合攻明时尚能团结对敌，现在也先占去大部分所掠财物，引起脱脱不花和阿拉知院的不满、猜忌，进而相互攻伐。脱脱不花的一个妻子是也先的姐姐，也先欲立其姐之子为太子，脱脱不花不从。也先借口脱脱不花私通明朝，率兵攻打，脱脱不花战败逃往兀良哈部，投靠沙不丹。未想，沙不丹畏惧也先，杀死脱脱不花，向也先请赏。也先趁机称霸诸部，扩大领地。景泰五年（1454年），也先自立为可汗，遣使赴明进贡，明优礼答之，赐其“瓦剌可汗”号。也先日益骄纵，虐待他部，兀良哈等部不堪忍受相继反叛。次年，阿拉知院率众攻也先，也先仓惶出逃，被乱军杀死。其后，瓦剌内部纷争不已，势力日趋衰弱。

　　英宗朱祁镇返回北京后，被禁锢在南宫中，景帝派靖远伯王骥守卫，严禁英宗和外界接触交往。英宗在南宫过着孤寂落寞的生活。

　　景帝坐拥帝位既久，思索将自己的儿子立为太子，以长期霸占帝位。但在传统思想根深蒂固的大臣们看来，景帝这种篡夺其兄皇位的做法很是自私卑鄙。不少大臣对此极为不满。如今景帝想将皇位长期据为己有，如何获得大臣的支持就成为他首先要解决的难题。景帝曾经以故意记错太子的生日向一个太监试探，这个太监故作不知，让景帝更意识到更换太子的困难。他叫来心腹太监兴安密谋此事，兴安也感到十分为难，却又不敢公然反对，只得苦思冥想，与景帝思虑谋划，最终决定采取收买拉拢的方法，钳制大臣口舌。

　　景泰三年（1452年）正月，景帝加赠都御史杨善、王文太子太保，不久又加赠陈循、高谷太子太傅，江渊、王一宁、萧镃太子少师，商辂、于谦大学士衔。四月，又赠内阁大臣陈循、高谷银各百两，江渊、王一宁、萧镃、商辂金各五十两、银百两。吃人嘴软，诸大臣或升官或得贿，就不好再开口反对易储。

　　但事情并没有就此迎刃而解。因为尽管没有大臣反对，却也没有大臣第一个提出更换太子，景帝本人自然不好提议，事情就僵在那里。

　　正在景帝束手无策时，忽然收到一道署名“黄■”的奏折，奏折中极言应尽快易立太子，“永固国本”，以“一中外之心，绝觊觎之望”，如此则“天下幸甚！臣民幸甚！”景帝阅奏，自然欣喜万分，叹道：“万里之外，竟有此忠臣！”

　　黄■何许人也？

　　黄■原是广西州官，因平匪有功，擢为都指挥使，守备浔州。他的哥哥黄■为思明州（今广西宁明县）知府，因年迈打算让其子黄钧继承职位。黄■觊觎知府职位，就率数名兵士深夜潜入思明州城，杀死黄■父子，将尸首埋入后院，连夜返回，以为神不知鬼不觉。次日他佯装不知，一面为其兄发丧，一面发榜缉拿凶手。谁知黄■的仆人福童夜晚窥知真相，禀告官府，朝廷大怒，将黄■父子逮系狱中。黄■为减轻罪责，派心腹到北京拉关系，无意得知皇帝正为易储一事焦头烂额，就迎合帝意，上疏请更换太子。

　　景帝览奏大喜，秘宣黄■无罪，当即释放。同时，召集群臣，将黄■的奏折传阅商议，并让大臣署名画押。群臣面面相觑，默不做声。兵部尚书于谦立即奏言此举万万不可。良久，都给事中李侃也反对易储。又等片刻，太监兴安厉声道：“此事不能不行，如以为未可，请勿署名，何必首鼠两端？”群臣嗫嚅再三，只得依次签名，唯有尚书王直、于谦和御史左鼎等人坚决不签。御史陈循将笔濡湿塞到于谦手里，于谦等人才不得不署名。

　　景帝遂下诏，名正言顺地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皇太子，废原太子朱见深为沂王，大赦天下。加封各官官衔，尚书王直、武清侯石亨为太子太师，于谦为太子太傅，都御史王翱为太子太保，兼支两份俸禄。群臣默然领受，唯有于谦一再推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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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谦案 四（3）

　　孰料朱见济福浅命薄，被立为太子仅一年多，于景泰四年（1453年）十一月因病一命呜呼。景帝悲恸万分，将之葬于西山，谥曰怀献。而景帝又仅此一子，皇储万不能空缺，一些官员上疏请“再建皇储”。御史钟同、礼部郎中章纶以东宫既殁，并无弟兄，不如仍立沂王，以定人心。景帝大怒，不管此时天色已近黄昏，宫门已锁，仍命将二人投入诏狱。不久，南京大理寺少卿廖庄又上奏，请皇上朝谒太上皇，礼待上皇诸子，被景帝饬杖八十，谪为定羌驿丞。景帝余怒未消，又旧案重提，将钟同、章纶扯出施行杖刑，可怜钟同被当廷杖毙，章纶死而复苏。一时群臣闭口。此前于谦曾密请景帝赦免钟同、章纶，景帝“怫然不悦”。

　　刑部给事中徐正，看到诸大臣上言奏复立沂王为太子者均遭杖谪贬戍，就打算效法黄■，迎合帝意，上疏请将沂王赶出南宫，徙置封地，以断绝大臣的复立念头。景帝此时已被易储事件弄得身心俱疲，烦躁暴怒，看到徐正的奏折，并不给予褒奖，反而严加叱责，将徐正谪戍千里外充军。自此，群臣均缄默不言太子事。

　　于谦案 五（1）

　　景泰八年（1457年）元旦，景帝接受朝臣拜年贺礼毕，忽觉身体欠安，难以支撑，不能视朝，接连几日卧床休养，也不见效。百官唯恐景帝一病不起，私下里群议后事。正月十四日，群臣联名请立太子。景帝传谕说，朕只是偶有寒疾，将于十七日临朝，所请不允。

　　按照惯例，正月十五日元宵节，皇帝当进行郊祀。景帝于十二日召武清侯石亨到病榻前，嘱咐其代行祭祀事。石亨因此看出了景帝病势沉重。

　　十六日，于谦与吏部尚书王直、礼部尚书胡濙知道景帝已经不治，危在旦夕，又与诸大臣商量立太子事，准备再次上疏，商议未定，当晚就发生了“夺门之变”。

　　“夺门之变”的发动者是石亨、徐有贞、曹吉祥、张軏、许彬等。石亨见景帝病势沉重，将不久于人世，就与都督张軏、太监曹吉祥等谋议，他们认为与其复立太子，不如请太上皇复位，自己能得到更多的功赏。他们又和太常卿许彬商议，许彬以为此举为不世之功，并请石亨等去和左佥都御史徐有贞商议。石亨等连夜赶往徐有贞家，徐有贞闻之大喜，并观测天象，对石亨等人说：“天数已定，事在今晚。”决定当晚行动。徐有贞说：“必须让太上皇知道。”张軏说：“已经暗地里通报了。”徐有贞又令太监曹吉祥入宫通报太后。

　　当晚，徐有贞以边境有敌情为借口，谎称为防万一，派张軏等率部进入大内。石亨掌管宫门钥匙，夜里四鼓时刻，打开长安门将张軏等放了进来。入宫后，“复闭以遏外兵”，徐有贞锁好城门，将钥匙丢入水塘。皇宫内御林军不知何故，见有武清侯石亨和张軏率领，也不过问。徐有贞等带领兵士直奔南宫，到了南宫门口，因门打不开，“毁墙以入”。见到英宗，石亨、徐有贞等立即拜伏，请英宗登大位，并大呼抬轿进来。因事出突然，士兵们紧张得抬不起轿来，徐有贞率众人合力抬轿以行。一边走，英宗一边问诸人姓名。至东华门，卫兵不开门，英宗高呼：“朕太上皇帝也！”卫兵们呼啦闪开。进入奉天殿，英宗就座，徐有贞三呼万岁。

　　时间已是十七日破晓，百官已经在朝房等候景帝早朝，忽闻殿中呼噪，正感到惊异，徐有贞跑来高呼：“太上皇帝复位了！”并催促众臣入贺。百官惊愕入谒，英宗宣谕复位，众人才定下神来。时为景泰八年正月十七日中午。

　　徐有贞等人拥英宗复辟时，景帝躺卧病榻，似睡未睡，被钟鼓声、呼叫声惊醒，惊问内侍：“殿内嘈杂，莫非于谦？”内侍答不知。不久，太监来报南宫复辟。景帝呆了片刻，连道：“好，好。”面里而卧，再不言语。

　　此时，奉天殿上，英宗正行即位典礼，诏告天下：“土木之役，乘舆被遮，建立皇储，并定监国，不意监国挟私，遽攘神器，易皇储，立己子，皇天不佑，嗣子先亡，殃及己身，遂致沉疾。朕受臣民爱戴，再行践祚，咨尔臣工，各协心力”云云。宣诏毕，群臣三呼万岁。英宗命徐有贞以原官兼学士入内阁参与机务，宣谕朝臣以后，立即把于谦和大学士王文逮系，同时被逮的还有大学士陈循、萧镃、商辂、尚书俞士悦、江渊、都督范广、太监王诚、舒良、王勤、张永等。当时于谦、王文都在朝班当中，锦衣卫随即拿下，带上枷锁，押入牢中。

　　二十一日，改景泰八年（1547年）为天顺元年；二十二日，杀于谦、王文等。二月一日，废景帝仍为郕王，迁居西内，十多天后，景帝朱祁钰死于西宫，时年30岁。

　　这场宫廷政变，史称“夺门之变”，亦称“南宫复辟”。

　　英宗之所以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将于谦等人逮系入狱，一方面固然因为于谦是景帝最为倚重和信用的大臣，英宗复位，必然首先剪除景帝的势力，而于谦就是首当其冲被剪除的对象；另一方面，尽管于谦采取的各项策略迫使也先不得不将英宗送回是一件大功，但毕竟英宗返回后，实际上是被景帝囚禁了起来，于谦作为景帝的重臣，英宗对他不可能没有嫉恨。

　　于谦案 五（2）

　　但是，于谦的被杀，则主要是“夺门之变”的策划者们推动的结果。

　　于谦主持北京保卫战胜利后，深得景帝信赖倚重，对于谦疏奏“一言即止”，无不采纳。在官员的任用上，景帝也一定悄悄地询问于谦的意见。于谦总是实事求是地回答，从不隐瞒自己，也不躲避嫌疑怨恨。因此，不称职的大臣都怨恨他，而那些未像于谦一样得到景帝信用的大臣都嫉妒他。在也先军刚刚退去时，都御史罗通就弹劾过于谦登记的功劳簿不实。还有御史说于谦太专权，干预六部的大事奏请实行，好像他就是内阁一样。各御史多次用苛刻的言词弹劾过他，全靠景帝力排众议，加以任用，于谦才得以实行自己的计划。

　　而且，于谦性格刚强，遇到不痛快的事，总是拍着胸脯说：“这一腔热血，不知会洒在哪里！”他看不起那些无能的大臣、勋臣、皇亲国戚，因此，憎恨他的人更多。

　　夺门之变的功臣徐有贞，就是在“土木之变”后提议迁都的徐珵，受到于谦的斥责，很长时间得不到景帝的提拔，直到改名为徐有贞之后，才得到表现的机会和提升，他对于谦一直怀恨在心。

　　石亨在瓦剌进犯时兵败逃回京师，被逮入死牢。北京保卫战时，于谦深知其晓畅军略，善于带兵，就向监国的郕王保荐石亨，让他戴罪立功。石亨感恩戴德，奋勇杀敌，立下大功，被升为武清侯。石亨觉得自己功劳不如于谦，却被封侯，心中有些过意不去，便上疏举荐于谦长子于冕，没想到却遭到于谦的当面痛斥：“国家多事，臣子义不得顾私恩。且亨位大将，不闻举一幽隐，拔一行伍微贱，以裨军国，而独荐臣子，于公议得乎？臣于军功，力杜侥幸，决不敢以子滥功。”石亨本一番好意，却遭此批评，又愧又恨。同时，石亨掌京营兵，但因为惧怕于谦而不敢放肆，他也不喜欢于谦。

　　都督张軏因为征苗时不守律令，被于谦弹劾，和太监曹吉祥等一向都恨于谦。

　　于谦、王文等人被逮系后，徐有贞、石亨等诬陷于谦、王文等制造不轨言论，要另立太子，并且和太监王诚、张永、舒良、王勤等策划迎立襄王朱瞻墡的儿子。石亨等拿定这个说法，唆使科道官上奏。都御史萧维祯审判定罪，判处于谦、王文等死刑。王文怒气冲天，竭力抗辩：“迎立外藩，须有金牌符信，可去内府、兵部二处查验，何得无故冤人？”徐有贞道：“事尚未成，自无实迹，但心已可诛，应当定罪。”也就是说他们意欲迎立外藩，也应该定罪。王文斥骂道：“犯罪必需证据，天下有逆揣人心、不分虚实，遂可陷人于死地么？”徐有贞哑口无言。于谦笑着对王文说：“这是石亨他们的意思罢了，虽辩何益？”

　　奏疏上呈后，英宗有些犹豫，说：“于谦实在是有功劳的。”徐有贞进言说：“不杀于谦，复位这件事就出师无名。”英宗终于拿定了主意。

　　几日后，徐有贞以“意欲迎立外藩”将于谦、王文一案结案，判处两人斩刑。王文闭目长叹：“今日以‘意欲’二字诬陷我等，实不甘心！”于谦笑着劝慰他说：“‘意欲’与‘莫须有’同一矣，辩亦死，不辩亦死，天下自有公论。”

　　英宗下诏：于谦、王文、范广、杨俊等斩首，家属戍边，家产归公；商辂等罢黜归里，大同总兵郭登屡拒朕于城外，欺君之罪不可不究，以功勋卓显谪戍甘州（今甘肃张掖）。

　　圣旨下达后，石亨、徐有贞等立即率锦衣卫抄籍于谦家。来到于谦府前一看，却见于谦府第陈旧低矮，室内摆设简陋，家无余资，又没有奴仆婢女，惊讶万分。只有一间正屋，门上用双锁紧锁，石亨、徐有贞以为于谦的金银珠宝一定藏于其中，命人砸开房门，登时目瞪口呆，里面存放的均是皇上所赐宝剑、冠带、印信等物，封存完好。见到此，不少兵将为之垂泪。

　　随之，徐有贞等人马不停蹄，谪戍于谦家人。于谦全家仅有六口：长子于冕夫妇、义子于康夫妇和女婿朱骥夫妇。京城百姓闻之心酸。六人被发配龙门卫（今河北赤城县龙关镇），即日起程，不得耽搁。

　　于谦案 五（3）

　　天顺元年即景泰八年（1457年）正月二十二日，英宗复辟的第六天，也是于谦被逮的第六天，北京阴霾重重，于谦等八人的囚车驰向西市。京城百姓前呼后拥，哭声震天，为于谦等人喊冤。

　　临刑前，于谦扫视围观百姓，大声说：“当年百万大兵俱在我掌握之中，此时不谋危社稷，如今一老羸秀才，尚肯谋危社稷乎？南宋文天祥昔日于此处就义殉国，于谦今日死此地，愿已足矣。皇天后土，昭昭我心！”说罢，热泪纵横，作绝命诗云：

　　成之与败久相依，岂肯容人辨是非。

　　奸党只知谗得计，忠臣却视死如归。

　　先天预定皆由数，突地加来尽是机。

　　忍过一时三刻苦，芳名包管古今稀。

　　吟毕，引颈就戮，时年60岁。为威吓百姓，石亨命令暴尸七天，不得祭奠收尸。

　　京城百姓闻于谦冤死，老幼皆泣，合门私祭，《明史》载“京郊妇孺无不洒泣”，“行路嗟叹，天下冤之”，甚至还流传了一副民谣来怀念被冤死的于谦和范广：

　　京都老米贵，哪里得饭广（范广）？

　　鹭鸶水上走，何处觅鱼嗛（于谦）？

　　边关军士闻知，莫不涕泣，举营祭奠。居庸关内外树上尽挂白带，以示哀悼。山西、河南、浙江百姓闻知噩耗，哀恸号哭，多在家中社灵祭奠。但慑于朝廷淫威，京城百姓无人敢去刑场祭奠，更无人敢去收尸。

　　太监曹吉祥手下有个指挥使朵儿，不顾禁令，带着酒物去刑场哭奠。曹吉祥得知后，将他痛打一番。第二天，朵儿又哭着去祭奠，又被痛打一番，皮开肉绽，第三天仍爬到刑场哭祭于谦，守尸一夜，于当晚逃出京都，奔往塞外。京城百姓为朵儿感动，纷云：“我等皆是于少保存留性命者，反不如一朵儿也？”一起带酒物前往刑场祭奠，号哭之声，响彻天地。石亨差人禁止不住，祭奠者日夜不断，络绎而来。

　　都督同知陈逵平素仰慕于谦德操为人，在于谦被斩第四天晚上三更时分，贿买哨卒，将于谦尸骸收殓，偷运出城，葬于西直门外。

　　次年，被谪戍龙门卫的于康、朱骥得知父亲已被斩首，尸体被收殓，一心潜回安葬父亲。看守士兵得知，感慨于谦节操，故意放行二人。他们暗潜回北京，找到陈逵，将于谦尸首挖出，包装结实，昼夜兼程，回到家乡钱塘杭州，遵照于谦遗言，将其葬于杭州三台山。

　　在石亨、徐有贞等人的蛊惑下，英宗对于谦、王文等打算迎立襄王朱瞻墡为皇帝的审判结果笃信不疑，对襄王也满怀戒备。不久，英宗翻检出襄王所上的两个奏疏。原来襄王就封长沙，很有威望和声誉。英宗被俘虏后，当时掌权的孙太后有意迎立襄王为帝，并已经下令取出金符。但襄王却上书太后，请立英宗的儿子朱见深为太子，令郕王监国。英宗回到北京后，襄王又上书景帝，让他多去探望被囚禁南宫的哥哥，对英宗儿子也要多加关心。英宗见到襄王所上二书，才知冤枉了襄王，乃召见襄王，与之促膝而谈。此后，英宗很后悔杀了于谦等人。

　　英宗复辟后，立即大肆封赏夺门功臣。徐有贞爵封武功伯，以兵部尚书兼大学士入阁预机务。石亨进爵为忠国公，太监曹吉祥被赐予锦衣卫世职。其他在政变中有功的官员，也分别被封为侯、伯或加官晋俸。投机者在宫廷政变这场政治豪赌中，成了最大的赢家。

　　这些政治投机分子当政伊始，马上就露出了丑恶的嘴脸。其中石亨、曹吉祥、徐有贞三人，依仗夺门迎复之功，最为骄横跋扈。

　　英宗因徐有贞有才，对其十分宠信。石亨、曹吉祥十分怨恨，日夜图谋打击徐有贞。此二人使用离间计，使英宗疏远了徐有贞，后又唆使言官弹劾他“图擅威权，排斥勋旧”，致使徐有贞被逮入狱，贬为民，发配边疆。徐有贞被免后，石亨、曹吉祥更加招权纳贿，肆行无忌，不断被人告发。石亨后来也被逮入狱，于天顺四年（1460年）病死于狱中。石亨完蛋后，曹吉祥惶惶不可终日，认为自己与石亨同功，石亨既败，自己绝不能独全；于是，渐蓄异谋，结死党，阴谋废掉英宗，于天顺五年（1461年）七月事败，被凌迟处死。

　　于谦案 五（4）

　　天顺八年（1464年）正月二十六日，英宗驾崩，太子朱见深继位，改年号成化，大赦天下。于冕、于康等也获释归钱塘老家，上疏为其父申冤平反。不少大臣上奏于谦确系冤死。成化帝遂降旨旌表于谦功勋：“卿以俊伟之器，经济之才，历事我先朝，茂著劳绩。当国家之多难，保社稷以无虞。惟公道而自持，为权奸之所害。在昔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实怜其忠，故复卿子官，遣人谕祭。呜呼！哀其死而表其生，一顺乎天理；厄于前而伸于后，允惬乎人心。用昭百世之名，式慰九泉之意。灵爽如存，尚其鉴之。”遂为于谦昭雪，恢复于谦生前原有官爵，将于谦故宅改为“忠节祠”，成化帝御笔题词。成化二年（1466年），皇上又钦派大臣赴钱塘三台山祭奠于谦，刻碑铭文。

　　成化帝崩后，孝宗朱祐樘继位，降旨为于谦赠谥诰祠额，谥于谦“肃愍”，额曰“旌功祠”，并为于谦雕塑铜像，每年春秋两次祭祀。嘉靖年间，又将于谦侑享于功臣庙，与开国功臣刘基等并祭。万历年间，以“肃愍”谥号不能彰显于谦忠贞功德，改谥号为“忠肃”，子孙世袭。

　　于谦冤案到此得以完结。此后的明朝皇帝和清朝皇帝都对于谦墓祠有所修缮，使于谦的功绩更为世人晓知，得到世人的尊重爱戴。

　　于谦以令人仰止的功德气节，惨遭屠戮，于谦的功绩和精神却永驻人间，万代景仰。当时及其后的不少文人为其作诗赋咏。万历年间，钱塘人孙高亮为于谦事迹感动，作纪实小说《于少保萃忠传》四十回，开了当代人为当代人写小说的先例。

　　于谦墓在杭州三台山，宋代冤死的著名大将岳飞之墓在杭州栖霞岭，南北遥对。不少人的诗作或联对将于谦与岳飞并列。如杨鹤的对联：

　　千古痛钱塘，并楚国功臣，白马江边，怒卷千堆雪浪；

　　两朝冤少保，同岳家父子，夕阳亭里，心伤两地风波。

　　明末浙江鄞县人张煌言，号苍水，力主抗清复明，曾与郑成功联合，率兵攻清。他对于谦十分敬仰，曾作“日月双悬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联。他被捕后，也期望死后能被埋葬于西湖边：

　　梦里相逢西子湖，

　　谁知梦醒却模糊。

　　高坟武穆连忠肃，

　　添得新祠一座无？

　　张煌言就义后，后人就将其葬在杭州南屏山南麓，并建“张苍水祠”，与岳飞、于谦号称“西湖三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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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崇焕案 一（1）

　　袁崇焕（1584～1630），字元素，号自如，祖籍广东东莞，三岁时全家迁居广西梧州府藤县（今广西梧州市）。他“少年慷慨，负胆略，好谈兵”， 23岁时参加在广西桂林举行的丙午科乡试，得中举人，此后，虽接连四次赴京参加会试，都没考中。他性情爽直，并不为落榜沉沦，每次赶考都沿途游历，遍览祖国名山大川。他又喜欢结交友人，常常与老年的军校或退役的兵士谈论兵法战阵及边塞作战形势。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袁崇焕才得中己未科进士。

　　就在袁崇焕金榜题名的这一年的春天，发生了一件令所有人震惊的大事：明朝兵部侍郎、辽东经略杨镐率领的12万大军被崛起于东北的后金军击溃，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萨尔浒之战”。正是这一战，改变了袁崇焕的命运。

　　此前，原建州左卫都指挥使、女真人努尔哈赤经过30年的征战杀伐，基本上统一了女真各部，势力逐渐强大。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即位称汗，定国号为“大金”，年号“天命”，史称“后金”。努尔哈赤被尊为聪睿汗，又称天命汗。两年后，努尔哈赤以“七大恨”起兵攻明，进兵抚顺，并一举夺取了抚顺城。从此开始，天朝大国明朝与后金开始了正面的军事冲突，令明朝大臣们谈之色变的“辽事”开始蔓延，直到让所有的汉人如坐针毡，食不甘味。

　　抚顺的陷落使明廷“举朝震骇”，明廷决定“犁庭扫穴”，一举消灭努尔哈赤，荡平后金。兵部侍郎、辽东经略杨镐统率12万大军，号称47万，浩浩荡荡，兵分四路，直取后金都城赫图阿拉。努尔哈赤兵仅6万，却将杨镐大军击溃，士兵死近5万人，而后金仅死伤3000余人。明朝大国军政废弛疲沓，由此一览无余。明神宗万历帝在位48年，已经有二三十年不上朝临政，躲在宫中不出，万事不问，不管多紧急的事情只是装聋作哑，一味往自己的仓库里敛钱。万历帝二十多年的怠政，导致政事日非，军纪荡然，士无斗志，国力虚弱，局面困难至极。二十多年不露面的明神宗万历帝于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终于一命呜呼，其儿子朱常洛只做了一个月的皇帝就因贪色误服药物而死，在位时间虽短，却留下了著名的“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为明末党争留下了话题，使明朝政事更一发不可收拾。光宗死后，儿子朱由校继位，改年号天启。

　　萨尔浒之战后，努尔哈赤又攻占了开原、铁岭。此时，明廷派熊廷弼以兵部右侍郎、右佥都御史的身份统领辽东的军政事务。熊廷弼到任后，采取“坚守渐逼”之策，整肃军纪、练兵造械，积极布防，逐渐稳定了局面。但朝中大臣弹劾其只知防守，无力收复失地，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九月，熊廷弼被罢，由治水有方的袁应泰继任。

　　次年（1621年）三月，努尔哈赤率兵进攻沈阳，袁应泰虽具政治才能，但“兵事非所长”，7万守军全军覆没，后金军攻陷沈阳，接着攻占附近的辽阳。袁应泰自缢而死。后金军乘胜连陷定远、鞍山等70余城，势如破竹，明军则闻兵色变，一溃千里，根本组织不起有效的防守，更毋庸谈进攻和收复失地了。努尔哈赤接连得胜，把都城由赫图阿拉迁到了辽阳。

　　明廷只得重新启用赋闲在家的熊廷弼为辽东经略，试图挽住颓势。熊廷弼主张以守为攻，多方协作，固守辽西，待时机成熟再收复辽、沈。但其下属、时任辽东巡抚王化贞自命不凡，另有主张。王化贞在明廷中有靠山，首辅叶向高和兵部尚书张鹤鸣都支持他，他往往不经熊廷弼而直接与朝廷联系。而且，王化贞当时拥兵12万，而熊廷弼部下只有5000人，经略之职只是个空壳。两人意见不一，不但不能相互配合，反而互相指责，经常发生争执。而且，明廷中多支持王化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