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域文化：美国八个故事 第2部分阅读

    　　也已通车。上万个因此失业的中国“猪仔”移民劳工聚集在旧金山，洗衣烧饭，做一些白人因工资过低而不屑于接受的苦工。只要白人有工作，中国人肯安分守己地忍受次等公民身份，大家还可相安无事。但一八七〇年代中期的经济恐慌，使富如加州这个新乐园都有好几万名工人失业，和平共存的局面于是受到了威胁。起先，在工人党的领导下，工人们的抗议集中在享有无限特权的大资本家身上，但种族偏见使这批失业工人将一切愤怒转向比他们更不幸、更悲惨的另一受害者，中国城的居民。一八七七年七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五日，本来是为了声援东部铁路工人罢工而举行的劳工大会一下子失去控制，爆发成为一股没有理性的恶流，冲向唐人街，连着三天三夜在烧、杀、抢。

　　利瓦伊·斯特劳斯看在眼里，惊在心里。他知道，尽管他还不是一个棉花大王、煤油大王、铁路大王那类的大财阀，但仍然是个资本家。他了解到工人们抢劫中国城的那种愤怒很容易就会针对他这种人和他的公司制造的工人裤。而他生产的工人裤的售卖对象正是这些进行暴动的失业工人。所以从生意，也就是从利益观点来看，要保住他的市场，他的公司就必须继续实行“只雇白人”的政策，否则难以平息这些失业工人的怒气。

　　经过这次暴动，他在报上注销广告，向购买工人裤的劳工保证他们生产的铜钉裤“是在他们的工厂里，由他们监督之下，只由白人劳工制造的……因此不会染上在过度拥挤的屋子里通常会传染到的疾病。”这个暗语很明显，就是说，白工人做的裤子白工人穿。我们没有雇用任何中国劳工，你们失业不是因为我们雇了中国人而占据了你们的就业机会，请你们不要将你们对中国人的敌意迁怒于我们或我们生产的裤子。因此，利瓦伊·斯特劳斯公司早年创业过程中，从来没有雇过中国人，只有一次例外，就是公司曾用过一个中国人做裁布工，而这也只是因为工作太沉重，即使付较好的工资也找不到白人来干这份苦活儿。

　　一八七〇年代，利瓦伊·斯特劳斯的生意和地位都非常稳固。虽然这时他才四十多岁，但因他到中年还没结婚，财产继承便成为这个家族的一个中心问题。这里扮演一个重要角色的是他们家族最早定居加州的戴维·斯特恩的太太，即利瓦伊的姐姐范尼·斯特劳斯。那个时期的犹太人还不能想像外娶或外嫁，但即便是旧金山的犹太人圈子里，也有不少可以做利瓦伊·斯特劳斯夫人的适当人选，而且也确实有些门当户对或想要高攀的母亲们设法将自己的女儿介绍给他。可是没有多久，一个个都打消了联亲的念头，因为这当中首先要应付的是范尼。

　　光杆利瓦伊一直和他姐姐一家九口人同住。利瓦伊一年不结婚，范尼的决心就加强一点。先只是她本人心里有数，然后慢慢开始暗示，最后公开讨论，那就是，范尼要她的儿子们继承利瓦伊的产业。她也很有道理，公司的五个兄弟姐妹合伙人之中，大姐的儿子要自己开业，纽约的哥哥乔纳斯没有小孩，刘易斯的儿子是个花花公子，那还有谁比她那四个一直忠心耿耿跟着舅舅办事的儿子更有资格接管利瓦伊·斯特劳斯公司？除非利瓦伊讨了个老婆，自己生了儿子。于是范尼在家将利瓦伊的饮食起居照顾得好好的，然后为他安排“合适的”女人，包括有夫之妇，使利瓦伊生理上的需要也得到满足，但不会扯到婚姻头上。利瓦伊本人也不抱怨，于是就这样打了一辈子光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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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八七四年一月，范尼的丈夫斯特恩去世。没有多久，五十一岁的寡妇范尼便于那年年底嫁给了一个“自己人”，鳏居了七年的大姐夫，五十七岁的威廉·沙林。

　　好，范尼的儿子们不但继承了他们生父的产业，而且现在还可分享公司另一合伙人——他们的继父的股份。这还不算，后来范尼的大儿子，杰可布·斯特恩，又娶了他表妹（沙林的女儿），但因他母亲现在是他表妹的继母，所以又等于娶了他的“继妹”。这两桩婚事真使斯特劳斯、斯特恩和沙林三家人亲上加亲又加亲。

　　但就公司合伙人来说，等到一八八一年，刘易斯和沙林先后去世，乔纳斯退休，三年后范尼也去世，利瓦伊·斯特劳斯公司的第一代原始合伙关系就自然地解散了。新的合伙人就变成五十一岁的利瓦伊和斯特恩兄弟们。这时，公司改为有限公司，由利瓦伊本人拥有百分之五十四的股权，剩余股份由范尼的儿女共同分享。

　　利瓦伊·斯特劳斯虽然还是每天去办公，巡视一下工厂，或接洽生意，但他的主要工作和责任已经不是管理他本公司的日常业务了。他现在是旧金山的大企业家，关心的不仅是他本公司的利益，还有旧金山、加州，以至于整个西部的利益。这当中的关系是直接的。

　　就以运费来说，自东西横贯铁路于一八六九年建成之后，因该铁路完全控制在东部大财阀的手中，便有意打击西部这些后起之秀。因此，从东部到西部的铁路货运价格要比从西往东便宜得多。这种歧视性办法的目的就是要使西部产品无法在东部市场上有利竞争。利瓦伊曾与本地其他财阀设法共同冲破这种垄断。他们组织了一个铁路公司，另建铁路，可是才只铺了三百多英里的铁轨之后，其中一个大股东（加州甜菜大王），根据他的致富经验，发现共同垄断要比自由竞争更有利可图。举例来说，从圣路易到洛杉矶有两家公司的铁路通行。在一八八〇年代，为了抢生意，单程车票从一百二十五块美金跌到一块钱。于是这位大股东便未经其他股东的同意而私自将铁路公司出卖，与东部的合并，使整个原始计划破产。除此以外，利瓦伊·斯特劳斯还在一八七〇年代末期发起并创设了旧金山贸易理事会。这个组织的工作，除了发展加州贸易之外（一八七八年巴黎博览会上举办的加州产品展览），其主要目的即大力鼓吹在中美洲修建一条运河，但也因东部铁路财阀的一再阻拦而使他未能在他有生之年见其完成。

　　他晚年的时间和精神日益致力于本市和加州的财政金融事务和各种慈善工作上，如担任各大银行和企业的董事，捐赠柏克莱加州大学二十八个常设奖学金。公司的业务就由跟随了他多年的两个外甥杰可布·斯特恩和西格蒙·斯特恩（jacob stern，sigmund stern）负责，并在七十三岁的利瓦伊·斯特劳斯于一九〇二年九月二十三日去世之后正式接管。公司的领导于是进入了第二代。可是这第二代缺乏上一代的创业精神，再加上是在继承一个已有五十年历史和传统的企业，他们也只能萧规曹随，谨慎地保住产业而已。但这并不表示他们在二十世纪头十几年是平稳度过的。一九〇六年的旧金山大地震和大火毁掉了全城几乎一半的建筑，包括他们公司的“房店铺货仓”。他们不但度过而且从废墟中重新建立起他们的企业。而且从这场大灾难还可看出公司善待自己员工的家长式传统。大地震后停工重建期间，所有职工的薪金工资一律照发。在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中，这确非寻常之举。

　　这个期间的公司虽然是由杰可布和西格蒙兄弟二人负责，但实际上一个主要管事的是二十来岁的赛蒙·戴维斯（simon davis），发明铜钉裤那个老裁缝的儿子。赛蒙在他父亲于大地震后退休时接管了全部生产工作。他的最大贡献是为公司推出一种新货色。他发现市面上没有适当的便装给那些好动的小孩穿，便设计了一种用牛仔布做的连身、有背带、前面有铜扣的童装，有点类似机械工人们穿的工装裤。于是公司不但有了新货色，而且是第一种销往全国的货色。赛蒙自然也就日益受到重视。有点空头的第二代领导既然没有利瓦伊·斯特劳斯的魄力和胆识，就只能借重年轻的赛蒙了，何况他不但自己有创新，更是立有战功的公司元老的后代。然而赛蒙不像他父亲，做了多少年的裁缝才当上工头厂长的，这小子一下子就当上了厂长。自负是不可避免的了，而且他虽然年轻但仍是个老派，没有任何现代化的概念。退回来有缺憾的牛仔裤，或剪坏的牛仔布，他全当废品卖掉，而且（也许因为他好赌）全装进了自己的腰包。公司里其他人的建议，如当时的小工、后来做了公司副总裁的米尔顿·格伦邦（milton grunbaum）就一再指出童装的剪裁不能比照成人服装，小孩在不同成长发育阶段的体形差别很大。另外，一定要研究为什么信誉建在坚牢耐磨之上的五〇一双x牛仔裤会有退货，以及生产上的浪费等等，全部给赛蒙打了回去，认为是在干涉他的职权。斯特恩兄弟既然只是名义上负责，听了格伦邦的建议之后也只有点头同情叹息的份儿。结果，几年搞下来，尽管第一次大战期间全国商业大为景气了一阵，但利伊瓦·斯特劳斯公司因其主要产品过于地方性而没有捞到任何便宜。童装销路平平。牛仔裤仍然只有工农牛仔们买。批发东部货物的贸易额也只是每年两百万美元而已，但这还是高出了他们在旧金山生产的所有服装的贸易额两倍。到了一九一八年，公司几年来最好的一年，全年的净利还不到五万美元。存在了六十多年的利瓦伊·斯特劳斯公司似乎到了强弩之末，斯特恩兄弟也没有精神余力去做任何改革了。更使他们忧虑的是，他们几个兄弟都没有够大的儿子来接管，而每年的收益又不足以聘请一位能干的总经理。斯特恩兄弟只是为了家族的自尊才没有将公司解散。要不然就因为西格蒙看中了他的女婿，沃尔特·哈斯（bsp;伟大的牛仔裤，了不起的levi’s（9）

　　沃尔特·哈斯本来可以平平稳稳地为自己家里的公司做事。他父亲也是德国犹太移民，而且是洛杉矶的一位早期拓荒者，一直做食品杂货批发，相当成功。沃尔特于一九一〇年从柏克莱加州大学毕业后也曾在他父亲叔伯合组的哈斯兄弟公司中任过出纳。一次大战期间从军，担任中尉副官。退伍后，他也可像他岳父一样，先协助自己父亲和叔伯，再等他们年老退休后将家庭企业由他的堂兄和他接过来。但沃尔特·哈斯与斯特恩兄弟稍有不同。首先，他受过高等教育，想要自己有一番作为；其次，对这个有抱负的年轻人来说，享有继承的财富无以证明他的才干。于是当他在纽约一家银行混了一阵，他岳父找他商量，请他考虑过来整顿要死不活的利瓦伊·斯特劳斯公司的时候，他想到哈斯公司有他堂兄负责，年龄差不多，他要去干的话要坐很长一阵的第二把交椅。再考虑到食品杂货是属于会腐坏的商品，批发范围，即使现在有了一批卡车运送，也只限于数百英里而已，可是利瓦伊·斯特劳斯公司的批发市场则遍及太平洋沿岸各州，甚而伸及内陆好几个州，前景比哈斯公司好多了。再加上他老丈人说，如果试了两年而公司仍无起色，就将它解散。这对沃尔特是个诱人的挑战。何况，他等于是以继承人的身份加入，岳父已经六十多了，只要他自信能将这历史悠久但有点穷途末路的公司起死回生，前途无可限量。当然，他太太的劝说对他也不无影响。

　　沃尔特·哈斯于是在一九一九年一月加入了利瓦伊·斯特劳斯公司，年纪才满三十。他对制造牛仔裤、批发绸布没有什么认识，更没有什么经验，但他有现代化头脑和知识。静静地观察了几个月之后，第一项改革就是根据他所学的专长和纽约银行取得的经验采用新的会计方法，使用计算器和现代化记账簿。这立刻引起了多年来只会用笔加减、登记起码账目的职员的反感。直到年底，因为这个新的记账法使公司的账有史以来第一次能在年底结算完毕，而无须在大年初一还要加班结账才获得手下的尊重。但头一年的贸易成绩平平，营业额三百万美元，再考虑到投入的资本，收益仅为百分之六。第二年更惨。首先是棉花价格暴跌。另外因为加州当时比较进步的最低工资法律规定女工每周四十八小时的工资不得少于十六元（即每小时最低三毛三），而美国南部各州制造商因没有这种法律约束，每小时只付一毛到一毛五的工钱，使他们加上运费还可以在西部与利瓦伊·斯特劳斯公司的产品进行有利的竞争。这一切迫使沃尔特·哈斯将牛仔裤的批发价格从每打三十五元降到二十三块五，比当年老裁缝戴维斯的定价还要便宜。结果，第二年的净收益比上一年还要低。两年试验期满，成绩距理想差得远。可是沃尔特·哈斯此时对牛仔裤的制造与批发有了兴趣，而且此时跳槽，等于宣布公司的死亡。他本人其实不必背这个担子，他父亲遗留给他的产业已足可使他挂上百万富翁的名了。不管是为了自尊还是因为不愿向挑战低头，他决定不解散公司，继续干下去。这大概是公司史上最重要的一项决定。

　　于是他以公司第一副总裁的身份从商业最基本的工作开始整顿，一步步收集每件成品在生产过程各个阶段的费用的数字。这不简单，公司还从来没有人这样分析过，何况这种调查研究无可避免地使沃尔特和工厂经理赛蒙针锋相对起来。负责整个生产工作的赛蒙，按照他父亲定下来的传统办法生产，也没有任何成本会计的概念，确实不知道每件成品，牛仔裤、童装、牛仔布衬衫的生产费用为何，因而无从根据成本来为产品估计价格，更说不出任何理由来证明所定的价格是有合理根据的。任何人的询问和调查，他都一律视之为侵犯他的职权，任何讨论，他都以“我们的情况很好”来对付。沃尔特于是只好私下慢慢收集数据和数字。反复核算的结果使他大吃一惊，经销全国的童装成本，加上间接费用和开支，与所定的批发价格几乎相等，也就是说，没有任何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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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是老板斯特恩多年的亲信、公司元老之子，本人对公司也有贡献，又是工厂经理，一个是老板的女婿，设法以现代商业管理方法来整顿业务，又是第一副总裁。抛开亲属关系和友谊渊源不谈，这场斗争所反映的是个典型的老派与新派、传统与现代之争。公司这十几年来之所以日趋没落也正是因为，当美国早已进入二十世纪的时候，利瓦伊·斯特劳斯公司的作业方法和思想状态仍停留在十九世纪。然而沃尔特孤掌难鸣，知道必须要有一个他信任而且也信任他的人来助他一臂之力。他心中已有人选，就是他远房的表弟，又是他妹妹的丈夫，当时正在纽约一家银行慢慢往上爬的丹尼尔·科史兰德（daniel koshland）。他这个妹夫的背景和他几乎一样，只是更有钱而已。家里也是德国犹太移民，做羊毛批发生意发的大财，旧金山的一大望族。丹尼尔比沃尔特小三岁，也是柏克莱加州大学毕业，主修商业，也当过军官。

　　丹尼尔花了几个月的时间调查分析核算之后证实了沃尔特的估计，一点不错，他们生产的童装，每卖一打，倒赔一块钱。公司每年还有少许收益完全是靠牛仔裤百分之十五的利润来抵消并掩盖这方面的亏损。赛蒙·戴维斯只有辞职，而由那个多年来一直不断提建议（但从未被采纳）的年轻工人格伦邦接任工厂经理。

　　在沃尔特·哈斯和丹尼尔·科史兰德的整顿下，公司渐渐有了起色。就以制造牛仔裤来说，格伦邦多少年的想法和建议现在终于有了被采纳的机会。他先根据他参观福特汽车工厂时看到的流水作业法，将他工厂中一人一裤的工作方法也改为流水线作业，成为第一家现代化服装制造公司。接着，他着手研究为什么以坚牢出名的“五〇一”牛仔裤的接缝会开口，虽然他们现在使用最贵的上好麻线来缝牛仔裤。经过他一次又一次试验后发现，尽管麻线比棉线强上三倍，但只要一湿就腐烂，甚而在人们洗了牛仔裤、挂在太阳下晒干的时候，因亚麻的性质，接缝的麻线就在慢慢地腐烂，而棉线则反而不会。他于是以缝皮鞋的最细棉线来代替。自赛蒙于一九二二年离职之后，三年工夫，公司的贸易额增至四百四十万美元，而且，仅占贸易量十分之一的利瓦伊式牛仔裤共赚了净利总额的三分之一。

　　就这样，利瓦伊·斯特劳斯公司的领导于一九二〇年代中期进入第三代，虽然沃尔特·哈斯是在西格蒙·斯特恩于一九二八年去世后（杰可布死于一九二七年）才名义上正式接管。就这样，利瓦伊·特斯劳斯公司的哈斯家族时代开始了。

　　但就像月有阴晴圆缺一样，公司才上了轨道，连续几年赚钱，便碰上了一九二九年全美经济大恐慌。全国劳工的四分之一，即一千两百万人失业，加州一地就有三十多万，而其中受打击最深的是牛仔裤的主要顾客，农人、矿工、一般劳工和牛仔。沃尔特再杀价也没有人买得起，结果货仓里，甚至于厕所里，堆放着十二万条卖不出去的牛仔裤。从商业观点来看，连续赔了三年的钱，几达五十万美元，前景又一片暗淡，公司更应该倒闭了。但沃尔特和丹尼尔没有将公司解散，而且还不得不继续生产。这是和一个家长式的大公司有关。美国当时没有一套国家福利制度，裁一个人，就多一个人饿肚子（胡佛总统和他的财政经济顾问把任何社会福利方案都当做是洪水猛兽、社会主义）。利瓦伊·斯特劳斯公司，像不少其他公司一样，只有自己为工作多年的员工想办法。全体上下一律减薪，每星期开工三天，不生产的时候整修厂房，油漆店面，只是不裁减任何职工，咬紧牙关靠自己的力量来将公司撑下去，然后希望全国经济复元。而全国经济，自罗斯福总统于一九三三年上台后，确实有点好转。虽然大恐慌直到二次大战爆发才算真正结束，但至少公司员工恢复了全时作业，加薪百分之五十，而且仓库里十二万条存放了好几年的牛仔裤现在又有人买了。

　　买虽然是有人买，但也有人抵制。多少年来一直受大资本家打击的工会，因最近政府通过了保证工人有权组织和加入工会的法律，现可合法地公开宣传、公开活动。利瓦伊·斯特劳斯公司一直不允许其员工加入任何工人组织，可是现在旧金山的成衣工会决定，任何工人都必须抵制非工会工人及其公司制造的任何衣服，并发动罢工。牛仔裤（工人裤）如果受到其主要顾客的抵制，那就别做生意了。沃尔特调查结果，发现他厂里的工人大部分都愿意加入，事情就这样没有经过罢工而决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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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正是在这个动荡的三十年代，利瓦伊式牛仔裤才第一次突破了西部的工农牛仔市场，变成全国人所尽知（却不一定穿）的服装。首先是市场情况改变的压力，美国两家最大的邮购公司（sears，roebuck和montgomery ward）开始在全国各地设立自己的零售百货公司，以较低的价格出售各种服装。利瓦伊·斯特劳斯公司这类货的批发大受影响，到一九三九年，只有五〇一牛仔裤赚钱，其他所有批发的货物全部赔钱，于是公司不得不集中力量生产推销它的王牌利瓦伊式牛仔裤。在格伦邦的策划下，除了当年定下来的那种合身的款式，以及使用现有的最佳质地、最重的牛仔布这两样绝不能改动之外，将利瓦伊式五〇一双x牛仔裤所涉及的三十五道生产工序都一一改进。为了应付来自各方的抱怨，他们把牛仔裤后面口袋上的铜钉掩盖起来，免得学生划坏教室的椅子，牛仔划坏马鞍，工人划坏汽车工厂里的车身。后来因为缝机的改进，口袋缝线牢得可以比得上铜钉而把铜钉去掉，只是为了纪念和美观才保留前面六个铜钉。但有一个地方的铜钉却是因大老板的一次亲身经验才除去的，就是“那儿”那个，裤裆尽头，谁也不好意思用手去指的那个铜钉。沃尔特有一次和朋友去钓鱼露营时，因为蹲得离营火太近，时间较久，而把那个铜钉烤烫了。虽然早有牛仔们因成天骑马的关系一直在抱怨那个铜钉，但公司和非牛仔们都一笑置之。沃尔特一打听，发现确实有人认为那个铜钉不很适合，也没必要。于是，他召集会议讨论，结果全体表决通过后才决定去掉“那儿”那个铜钉。

　　这时，一个意想不到的所在，洛杉矶的好莱坞，为利瓦伊式牛仔裤做了免费宣传，将它介绍给全国各地，至少是有电影院的地方。电影是大恐慌时期美国最平民化的一种娱乐，一张票可看两场不同的片子。二流西部片，那种善恶分明的牛仔片，就成为放映首轮电影时的附带片子。如果电影中的正角好人穿白色，反角坏人穿黑色，那没有关系，因为其他所有牛仔几乎一律都穿利瓦伊式五〇一双x牛仔裤，使西部和西南部以外的美国才第一次接触到这种紧身性感、坚牢耐磨的牛仔裤。但这也只是银幕上的接触而已，东部市场是靠另一个与牛仔有关的发展才稍微敲开了大门。大恐慌使西部大部分牧牛场破产（牛肉价格跌了百分之五十）。场主们为了生活而将牧场改为dude ranch，指那些为东部大城市度假有钱的子弟们经历一下浪漫的西部牛仔生活而开设的“少爷牧场”。好，既然是阔少千金，过一下即使是原野生活也得有个合适的打扮。场主们在比如纽约的报纸和时装杂志上于是就介绍大家穿一条利瓦伊式五〇一双x牛仔裤。也大约是这个期间，珍珠港事件前夕，柏克莱加州大学的学生们开始流行穿牛仔裤，而且一定要穿“保证缩水、起皱、退色”的利瓦伊式五〇一双x牛仔裤，而且为了表示了不起，高年生甚至禁止刚入学的大一学生穿这种牛仔裤。于是，出身卑贱的牛仔裤不但套上了阔少千金的玉体，更以另一种身价进入了最高学府。

　　现在回头看牛仔裤到二次大战前的演变，从西部牛仔片到“少爷牧场”，到西部各大学的校园，这一连串不约而同的发展都是在使一条实用的、地道的工作裤一点一滴地染上了一种浪漫的、像西部大草原的风一样自由的、与悠闲娱乐有关的、富有青春活力的象征色彩。不错，影响范围仍然相当有限，而且自美国全面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刚刚稍微跳越了传统的工农牛仔圈子不久、在小批年轻人之中出了小小一次风头的牛仔裤，便又回到了它原来的身份和地位，供劳工们穿的坚牢耐磨的工作裤。

　　二次大战对利瓦伊·斯特劳斯公司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就公司来说，沃尔特·哈斯的两个儿子，小沃尔特·哈斯（walter haas，jr，小名华利［wally］。以下将用小名称呼他，以区别于其父）和彼得·哈斯（peter haas）先后于四十年代大战期间加入他们家族企业工作。他们兄弟二人都是先后毕业于柏克莱加州大学，又先后获得哈佛大学工商管理硕士，但进入公司之后，仍照“老规矩”，从“学徒”干起。当然，大老板的两个加大—哈佛知识分子少爷做学徒，可不是在学一门混饭吃的手艺，而是第三代掌门在培养第四代接班人。华利在大战期间应召入伍，差一点派去负责烤面包。幸好一个上司认出了批发世家的哈斯的大名，派去做陆军福利社（px）的行政业务工作，才与本行扯上点关系，并使他利用这个机会学到如何向世界各地批发。彼得则因视力不佳而免役。但兄弟二人，像他们老爹一样，也都为了自尊，为了证明自己有能力靠自己的本事闯事业，给别家公司和银行做了几年的事之后，才因家庭传统和责任的关系回到自己家里的公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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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有一百年历史的“越缩越合身”（shrink to fit）利瓦伊式牛仔裤在公司里的地位简直神圣不可侵犯，任何人都不敢轻易妄加更改。就连沃尔特本人要去掉“那儿”那个铜钉都要召开会议一致通过后才敢决定。但大战期间节约，政府的“战时生产委员会”公布的种种规章等于替公司做了不少决定。比如，政府规定，为了节省资源，服装上凡是非必要的附件、多余之物，都必须去除。于是，男人西装的裤脚翻边没有了，上身双排扣变为单排扣。女装则因有“鼓励士气”的作用而可保留一些花边、裙褶等装饰。牛仔裤呢？为挂背带用的六个铜扣没有了，腰部系皮带的套环没有了。理由很简单，牛仔裤这么紧，不系背带、不系腰带也掉不下来。战后因美观及因使人感到安全才又添上腰部的皮带环。此外，战时缺铜，利瓦伊式牛仔裤上的所有铜钉铜扣都一律改为包铜的不锈钢钉和不锈钢扣。只有牛仔布的重量，公司坚决不肯妥协，理由是减少了重量就减少了强度，而既然只有支持前方的战略工厂的工人们才能优先配给到工作裤，那裤子越牢就越耐穿，结果反而将牛仔布的重量加到每平方码十三英两半。但正是为了这个原因，为了保证继续配给到最重的牛仔布，公司只有接受政府的价格规定，不论牛仔布价格、劳工工资或运费上涨多少，他们的牛仔裤售价不能增加。公司战时几年的牛仔裤生意都是没有利润的，以一块钱换一块钱而已。但这看来对公司不利的规定，从长远观点来看，反而帮了大忙。其他牌子的牛仔裤加了价，市面上最好的反而是最便宜的，对分配到的顾客来说，这真是双重收获，既物美又价廉。利瓦伊式牛仔裤的名字更响亮了。到一九四二年，公司为了怕levi’s这个称呼给人滥用，泛指一切牛仔裤而失去其特性（如阿司匹林），干脆将一般人已称之多年的名字登记，不但作为其牛仔裤的专有名词，而且作为其所有产品的注册商标。

　　但二次大战对公司还有更深远的影响。南加州的飞机和造船工业不但付的工资高，负责实地训练，而且又因为是战略工厂，工人又可以免服兵役，因而吸引了全美各地的年轻人，使仅仅在几年前还有一百多万失业劳工的加州现在反而感到劳工不足。而这只不过是人口从东部往西部大批迁移的开始，这些年轻工人都逐渐成为牛仔裤的忠实信徒。而全球各地，凡是有美军驻守的所在就有陆军福利社，就有利瓦伊式牛仔裤，又将这标准美国式的打扮介绍给了全世界。各地需求量如此之高，甚至于大战结束后，公司还不得不继续实行了三年的配给销售办法。尽管如此，公司在一九四八年的销售总额超出一千一百万美元，而且有史以来第一次净赚了一百万美金。

　　加州人口不仅因东部大批涌来的“美国移民”而起了变化，其本来的原有人口在种族和就业的分配上也有了变动，影响到整个劳工市场，迫使利瓦伊·斯特劳斯公司不但改变了其多年来“只雇白人”的歧视性政策，反而促使公司成为今天均等就业的前卫。制衣工业虽然已相当机动化，但仍然是一个劳工密集的工业。当年的爱尔兰和意大利移民女工们已一代接一代地退休了，而她们的子女不少都开始享受到大学教育和这种高等教育所带来的就业机会。取而代之以填补这个劳工真空的很多是处在贫穷状态的黑人和东方人。中国人在旧金山可能比黑人早一点，但公司在大战期间开放了门户，雇了一批黑人。而且华利和彼得兄弟二人，在格伦邦的支持下，继续有计划地雇用黑人。这还是美国可以合法地黑白分校的时代，公司已将这个黑白兼雇、而且没有隔离地共同一处工作的政策一直推展到美国种族歧视的根据地，美国南部各州。远在黑人民权运动成形之前，远在政府通过均等就业法案之前，利瓦伊·斯特劳斯公司便下决心在南部坚决执行这个新政策，毫不妥协，不但黑白共同一处工作，相等待遇，而且无歧视地使用同一餐厅、同一厕所、同一饮水喷泉，否则宁可关闭工厂。平心而论，这不是单纯的形势比人强的情况。也正因他们近几十年在这方面有良好的成绩，所以十九世纪刊登的那个歧视性“只雇白人”的广告，今天毫无隐瞒地保留在公司旧金山总部的历史馆内，坦白地向大家交代公司过去这段不光荣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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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公司净赚了一百万美金的一九四八年，哈斯父子三人和科史兰德做了两个重要决定。一个是华利看到公司发展迅速，建议人事政策必须改变，尤其是上层作决策的经理们，不能再像当年格伦邦那样从小工一步步爬到工厂经理，再爬到公司副总裁。太浪费时间，太过时了。于是公司才首次聘了三个加州大学毕业生，开了以后雇用青年人才的先例。今天公司最高级管理工作大部分都是由三十来岁的人担任，而且连加州大学美式足球的死敌，史坦福大学的毕业生也雇请。另一个是公司眼见利瓦伊式牛仔裤的需求量如此之高，利润如此之厚，便决定停止做仍占营业额百分之七十五的批发生意（但到一九五四年才真正完全停止），集中全力发展基础巩固的牛仔裤和其他服装，成为一个真正的服装制造公司。他们对牛仔裤的前途抱有如此乐观的信心来自华利为公司做的全国人口趋势分析。他收集的统计数字说明，美国正要进入一个“婴儿暴增”的局面，退伍回来的军人会马上去弥补失去的光阴，无妻则先娶妻，有妻则生子。一九四〇年，美国人一年生了两百五十万个小孩，战争结束后的那一年就多生了三十多万个，而且数字与年俱增。对牛仔裤的需求就在这些未来的年轻人身上。而且美国的经济发展会使这下一代比上好几代的人都富裕。但要应付这个新局面，抓住这个机运，公司不但事先要有计划的增产，而且还必须将牛仔裤的销售重点，从工农牛仔转移到社会上的一般青年，尽量少给人们一种劳动工作的印象，尽量强调牛仔裤是一种娱乐装束、悠闲玩耍时的打扮，因为青年们玩儿的时间反正比工作的时间多。但西部传统要保留，不是工作辛劳的工农牛仔们的生活现实，而是把美国西部加以传奇化，反正西部小说、西部电影早已先开了路了，把西部描绘成一种个人主义式的浪漫形象。牛仔裤代表的是悠闲自由开放的加州生活方式。

　　好，一切准备就绪，公司借此机会喘了一口气，自我祝贺了一番。因为想到创始人利瓦伊·斯特劳斯是在淘金期间来到加州的，公司便凑了一个整数，提早于一九五〇年庆祝了利瓦伊·斯特劳斯公司创办一百周年纪念，并借此机会将其慈善事务制度化，成立了利瓦伊·斯特劳斯基金会。全公司上下职工，包括退休的，一律分红。虽然是没有铺张的小型内部庆祝，但后来担任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当时为加州州长的厄尔·华伦仍给沃尔特·哈斯发了贺函，并说，“如果不是靠利瓦伊式牛仔裤的坚牢耐磨，我和我的五个小孩早早就要饭去了。”

　　“只要有足够的意志力，再加上一点运气……”即使公司此时如此信心百倍，他们仍然没有料到一点，说实话，谁也没有料到美国会爆出来一个狄恩、一个马龙·白兰度。两人电影中身穿五〇一双x牛仔裤的形象把利瓦伊式牛仔裤变成为五十年代全美反主流文化青年的标准打扮。

　　一年之中，公司的牛仔裤销售总额猛跳到两千八百万美元。这个数字连哈斯父子在看好牛仔裤的发展时都不敢设想。其实，公司本来还可更有作为，只不过在五十年代下半期，无论是公司方面还是牛仔裤本身都面临各种竞争和威胁。就竞争来说，自一次大战期间开始，公司有了两个商业对手，一个是“蓝钟公司”（blue bell，所产牛仔裤为wrangler，港译“威格”，台译“蓝格”。英文字原意为骑马牧牛的牛仔），另一家是“李氏公司”（hdlee，生产“李牌”牛仔裤）。五十年代美国牛仔裤市场以这三个牌子为主，但其他还有无数厂牌，其个别销路固然比不上利瓦伊式牛仔裤，可是加起来的总数却要多得多。而头三名的厂牌的市场也分得相当明显，西部属于利瓦伊·斯特劳斯，中西部是“李牌”，西南部属“蓝钟”，东部和东北部则三家都打不进去。五十年代中期展开的牛仔裤热潮是这种裤子第一次受到全国的注意。尽管是利瓦伊式牛仔裤起的带头作用，但所有其他牌子的牛仔裤也都沾了不少光，抢了不少生意。再就威胁来说，所有牛仔裤制造商和所有穿牛仔裤的青年都受到以“美国男士和男童服装协会”（american institute of men’s and boy’s wear）为代表的有计划围剿。这个组织是美国制造非牛仔裤类的现成服装公司共同成立的协会。牛仔裤的畅销和风行使美国这些制造现成西装、便裤、衬衫、领带的大小公司的生意大受影响。它们针对牛仔裤发起了一个全国性的“衣着整齐”运动，迫使学校禁止学生们穿牛仔裤上学。（怎么可以让学生去效仿狄恩和马龙·白兰度！）再加上艾森豪威尔总统在任期间美国社会的保守气氛，这确实是一股非常大的压力。一个企业社会或家长式社会是不能容忍青年子弟们有其个人独立看法的，也不能承认这些青年有任何不满情绪，更别提向这个既成体制进行任何方式的挑战了。而这一切含义正好是此时青年们加在牛仔裤身上的象征。回想起来，台湾地区在几乎同一期间对我们这些穿牛仔裤的人痛加攻击，也正是为了这个原因，而不是简单的为了什么帮会，或如美国，涉及到另一个经济集团的利益。最妙的是，台湾当时也有个抵制牛仔裤的代表组织。记得我上中学时，驻校军训教官就一直利用各种手段拉拢向他讨好、拍马屁的学生们（每个班上都有那么几个“好学生”）随时注意留心、查看、打听班上哪个同学晚上外出时，或周末去西门町看电影时穿了牛仔裤，第二天好向他打小报告，被打了小报告的倒霉学生，轻一点的在教官办公室听训半小时（“我们中国人不穿这种衣服嘛！”好像他身上穿的教官军服倒是经过孔老夫子批准的中国传统服装），重一点的罚去背蒋介石的《民生主义育乐两篇》，搞不好，如果你刚巧是教官的眼中钉、要整的对象，还可能记上一个大过。屡戒不改，那就有可能将你留校察看，甚而开除学籍，那你只好真的去当流氓了。而且更妙的是，这两个社会和这两个组织攻击牛仔裤和穿牛仔裤的人的时候使用的语言几乎完全一样。台湾是“奇装异服”、“不良少年”、“太保太妹”，而美国则说牛仔裤“不是正经服装”、“好孩子与坏孩子之别就在是否穿牛仔裤”、“少年犯罪”。我敢打赌，如有一天中国大陆也有一批青年穿上了牛仔裤，社会的反应绝对完全一样。

　　伟大的牛仔裤，了不起的levi’s（14）

　　人不自助天不助。哈斯兄弟作了有计划增产的准备，及时把握住狄恩和马龙·白兰度二人双手送上来的运气，及时地利用了这个天赐良机，使公司牛仔裤的销售总额，从一九五六年的三千四百万美元增到一九五八年的五千多万，而这还是在各方夹攻之下的成绩。在公司已经做了十几年事的华利和彼得证明了他们兄弟二人有能力接管这个家族企业。于是在沃尔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