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情况一直到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才改变。巴黎与外界完全断绝了来往。虽然巴黎时装界因“巴黎时装企业联合会”在一九三六年再次改组，使它变成为今天既是工会，又是专业协会，又是宣传机构的综合性组织，而协助设计家和时装行业熬过了德军的占领，但是却无法使巴黎继续作为美国时装的灵感和领导。尽管自三十年代以来，东部纽约和西部好莱坞一直有不少杰出的美国时装设计家，但没有人严肃地对待他们，名字更很少见报。现在巴黎没有了。于是这批设计家们开始作出了精彩的贡献、惊人的表现。一九四一年，纽约的lord and taylor百货公司才又举办了一次时装表演，邀请了大众和新闻界。这次才公开捧自己人，而且捧红了好几位美国本土时装设计家，其中最出名的是claire mccardell。大约与此同时，重点放在自由、娱乐、户外、运动的南加州年轻设计家们更在便装上，一再创新，搞出来更能代表美国味儿的“加州式”sportsbsp;可是巴黎究竟做了一百年的时装领导，二次大战也难于冲倒她的地位。于是德国投降不久，巴黎又恢复了她作为时装中心的席位。把情况扭转过来的也正是在巴黎时装界，以及整个西方世界服装界搞了一次时装大革命（或反革命）的领袖，一个法国时装设计家，christian dior。
一九四七年二月，巴黎同时出现了一个新“屋”（maison dior）和一个新式样（the new look）。去参观的人发现穿在模特儿身上的时装，一反战时的简朴式样。她们穿的是溜肩膀、微微垫胸、紧腰身、宽裙、裙边一直落到离地十英寸的女装。啊！又复古了，又保守了，又女性化了，而且把自poiret开始、花了四十多年工夫才逐渐发展出来的那种没有腰身的式样一下子给打垮了。最妙的是一开始，几乎所有时装杂志都在骂这个new look。英国的“时装设计家协会”甚而要求政府下令抵制这个新式样。各地政界妇女则说这个反动的新式样等于把妇女几十年来争取到的权利都报销了，妇女又变成为“女人”。然而更妙的是，只有一般中产妇女不骂。非但不骂，她们反而不顾任何权威的反对，热烈拥抱这个异常女性的新式样。每个妇女都想尽办法存钱（而英国因战后几年仍在实行节约配给，所以英国妇女还要存布票）来拥有一件dior新时装。在战时受尽苦难的妇女们大概都希望趁自己还没有老以前再年轻一次，再吸引人、诱人一下。这个式样一直流行了十年，一直到balenciaga在一九五六年，dior去世前一年，推出了更女性化的设计，chemise，才将这个式样取代。
但中产阶级无力抗拒，或不愿抗拒这个潮流并不表示没有人在反抗。要说明这一点可能需要回头看一下历史，寻找一个线索。早在十九世纪初期，近代“现实的”布尔乔亚和“创造的”艺术家们之间，不仅在意识形态人生观上，而且在服装上，而尤其在服装上，就戏剧化地发生了冲突。商人资本家的打扮是高贵、华丽、规矩，其代表人物是贵族和富有的布尔乔亚的时装设计家，beau brummell，今日“市侩”形象的始祖。另一个极端，诗人艺术家则以拜伦（byron）为代表，打扮的特色是风流、潇洒、反叛、艺术浪漫派形象的前卫。但不要给“市侩、商人、诗人、艺术家”等名词，因每个人都有主观看法而蒙蔽。他们二人都极其虚荣，极其自我，近乎自恋。brummell可以在出现在公开场合之前花六个小时化妆打扮。而拜伦，我们的诗人拜伦，一旦发现腰开始肥了，则一连几天就只靠苏打水和饼干过日子。但不管怎样，这个“市侩”又多了一个“官僚”这个庞大势力做他的同志。先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巴黎的“波西米亚人”，那些现代主义艺术家们的打扮就是要“吓倒中产阶级”（epatez le bourgeoisie），绝不允许在服装上和“庸俗”的商人混为一谈，也正是这个传统的表现。而到了四十和五十年代，就在dior把中产阶级妇女用new look又变成为“女人”的时候，巴黎、纽约和加州的一批年轻人，没有经过任何大牌设计家的创造和领导，都先后发展出代表他们理想的服装和打扮。坐在巴黎和纽约咖啡室和酒吧那些身穿黑色套头毛衣、牛仔裤、网球鞋、披头散发、弹吉他、聊个没完的青年男女嘴上挂的名字可绝不是dior和他的neus，satre，malraux，de beauvoir。存在主义诞生了，存在主义式的打扮也诞生了。接着是继承二十年代“波希米亚人”传统，又受“存在主义”影响而出现了美国五十年代的beats，后来因为他们反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在苏联发射了人类第一个人造卫星sputnik之后，立刻被“右派资本官僚中产阶级”（艺术家的死敌）命名为beatniks。